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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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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不經的現實與富于創造的想象彼此交互，最終制造出許多神奇的時代亂象，“臨時工”便是典型一例。依法理，我國早就不應再有臨時工了——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中，明確規定無“臨時工”和“正式工”之區分，只有合同期限長短之別，其后新《勞動合同法》也體現了同樣的精神。可是，近些年，盡管“臨時工”概念已隨時代發展漸行漸遠，但在現實社會中，“臨時工”卻像永不消逝的電波般堅挺，總是活躍在風口浪尖，打人城管、公車私用、暴力執法、野蠻拆遷之流皆為“臨時工”……人們禁不住詰問：既然執法的是“臨時工”，違法的也是“臨時工”，“擔責”的還是“臨時工”，甚至起草文件的也是“臨時工”，那“正式工”都在干嗎？負責一方的領導干部哪去了？
作為輿論上的反擊，“臨時工”現象最終鑄就了一個針對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基層政府隨意使用“臨時工”的便利，在保全具體某層級政府或某一部門利益的同時，卻損耗了政府在整體上的公信力。頻繁爆發的“臨時工現象”最終導致的局面是基層政府、執法人員違規，上層政府、領導人員埋單。因此，如何抑制基層執法群體的權力，規范他們的行徑，實際上關乎整個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建設問題。
問題已然昭昭。有關部門早就意識到臨時工現象不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也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而且，這種現象不僅與社會的公平正義相違背，背后還可能藏著驚人的瀆職和腐敗。事實上，中央和省級黨委也曾多次下文，嚴令清退臨聘人員，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到了執行層面，似乎都收效甚微。如此，問題倒逼而來，解決“真問題”不“動真格”再也行不通了！日前，三中全會《決定》輔導讀本中載文披露：“我國將全面清理行政執法人員，嚴禁未取得執法資格的人員執法，將履行行政執法職責的合同工、臨時工調離執法崗位。”此番信息，不啻為一劑“革臨時工的命”的猛藥，足以讓草根民眾看到一線曙光。不出所料，在中央重錘治理之下，今后若再有惡性公共事件，合同工、臨時工將再難成為行政執法部門逃避法律責任的“擋箭牌”。
“真問題”還在于，當“臨時工”不再萬能之后，能否換來文明執法？存在即合理。某種程度上而言，政府部門賦權給“臨時工”職責，往往與過多介入到市場和社會領域相關，臨時工參與或協助執法，作為法治社會進步的過渡產物，有現實存在的一定“合理性”。長期以來，臨時工參與執法，是因為執法者“人手不足”，太多的事要做，而取得執法資格有著能力門檻與編制限制，于是，合同工、臨時工進行執法成為“中國式執法”的必然現象。在這個意義上，“向市場放權，向社會讓權”，“強化宏觀調控，強化民生保障”才是治本之策，政府機構改革需要將應該剝離的職能真正轉移給市場和社會，政府的“臨時工”應該轉變為企業和社會組織的“正式工”。
應該意識到，糾正行政執法亂象，規范行政執法，清理“臨時工”只是實現執法不越界、不越權的第一步。執法機關實行文明執法，根子還需在思想上深刻領悟服務型政府的服務思維，真正做到心中裝有群眾，在行動上嚴格遵循責任明確、依法辦事的準則，接受公眾監督。而有關“臨時工現象”能否消失的另一個關鍵，恐怕還與能否形成透明規范的沖突解決機制相關——以往，沖突本身裹挾著執法人員與民眾彼此的混戰，如何處理倚賴的是雙方調動政府、輿論等權力介入的能力，很難給出一個令雙方心服口服的處理結果。所以，除了將臨時工調離執法崗位的改革舉動之外，還有必要輔之以一套規范的沖突處理機制。沖突事件發生之后，只有引入法治的力量，確保整個處理過程能夠按照法律法規，同時能夠經得起外界的監督，輿論的疑慮才能被逐漸消解。惟其如此，政府的公信力也才能漸次步入重建的良性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