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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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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下午3點，北京海淀區的城管在清理路邊占道攤位，周先生騎電動車經過，停車觀看，并拿出手機，只是要打電話，一名城管人員卻誤認為他在偷拍，就上來搶手機，爭搶之時，有10多個城管人員沖上來毆打周先生，甚至用木質的棒球棍打周先生的頭。(9月1日《京華時報》)
在建設法治中國、完善現代治理的語境中，基層執法隊伍的知法犯法行為頻頻在我們的生活中演繹著，令人心情非常的沉重。少數執法人員的的粗暴執法、抗拒監督本已是有錯在先，由此導致的更大范圍的非理性行為，更將應有的文明意識和法治思維趕出場外，形成了一個戾氣循環的怪圈。這樣的彼此傷害，加劇了公眾對執法者固有的負面印象，黨和人民之間的“天平”不在平。唯有政府與民眾雙向認識的升華，才能期待錯誤執法的循環不再上演，才能讓我們生活的城市更加文明、更加和諧。
執法者成為“高危人群”，頻頻淪為違法者，這事兒雖然招人恨，卻也不足為奇。招人恨，是因為他們是國家權力的神經末梢、基層代表，最直接地和老百姓打交道，種種徇私枉法，一傷了民利二傷了民心；說它不足為奇，是因為有點權力就變現，鉆空子拿好處之后“選擇性執法”，歷來就是基層執法者身上的頑疾，“吃拿卡要”這個詞兒就是為這種現象準備的。
十八大以來，從強勢的反腐敗到剛勁的抓作風，雙管齊下，一個關住權力的籠子正在編織。只有繼續努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籠子的圍欄扎得更密一些，持續地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才能把每一個神經末梢上的權力，都非常精密地關在必要的部位。更重要的是，遵循明晰的規則，把“選擇性執法”的自由裁量空間壓縮到最小，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防止“執法隊長的淪陷”。這就需要從兩個方面著力。一是明確執法邊界，規范執法清單以及執法者責任，并通過一些公開化、公共化的程序來保障。比如，交通管理從街頭罰款到統一交納的程序性改革之后，被執法對象清晰了標準，也減少了警察自由裁量的隨意性，大大壓縮了尋租空間。二是構建對執法者的監督體系，包括被執法對象的復議程序、媒體監督社會監督的渠道拓展，真正做到只要露頭馬上被糾。
總之，這事兒說起來簡單但因為執法權分散在社會多個領域，情況都不相同，形成一套精密牢固的法律籠子并不容易，只有換位思考才是化解矛盾的最好鑰匙。無論是執法者還是群眾，都需要培養現代公共意識，學會站在彼此的立場想問題。突破文明規則，甚至挑戰法律底線，最終傷害的只能是社會的共同利益與自己的根本利益。唯有政府與民眾雙向認識的升華，才能期待惡性“執法”的循環不再上演，才能讓我們生活的城市更加文明、更加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