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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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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臨時工執法”，用正規執法人員代替之，編制不足是最大障礙。對于其他公務崗位，確實要控制編制，但對于執法崗位，眼下的編制管理需要反其道而行，正視并解決執法人員匱乏的問題。
陜西延安發生城管踩商戶頭部的事件后，“臨時工執法”問題再次浮出水面。根據《新京報》記者的調查，包括北京在內的許多城市，警察、城管也在大量聘請臨時工做輔警、協管員。一些城管聘用的保安招募程序很不規范，不做任何培訓，也不簽勞動合同，就能入職，而輔警的招聘相對較規范。無論輔警、協管員，對外宣稱都不能參與執法，但實際工作中，協管員抓小販，協警參與抓捕嫌疑人時有發生。
政府部門招募“臨時工”，早已是很常見事，出了什么問題，把“臨時工”推出來，更是一些地方危機公關的不二法門。
公權部門將權力這一公器私下授予“臨時工”，毫無疑問違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則。不過，由于“臨時工”現象有著復雜成因，要一刀切全部裁撤，暫時可能做不到。但不論如何，建設法治政府，執法部門的“臨時工”問題，不能繼續拖延下去，需要盡快解決。
執法屬于強制行為，一定意義上說，它是對公民財產權、人身權的“合法侵害”，所以，對于執法者的要求，理應非常嚴格，法律只將執法權授予正式公務人員，原因也在于此。
從現實看，輔警、協管員大多來自于社會底層，教育水平低，個人素質參差不齊，所以，要他們內心形成對于法律的信仰，做到冷靜、克制，一絲不茍依法辦事，非常之難。
而對公權部門而言，聘用臨時工，可收可放，臨時工干好了功勞是這個部門的，臨時工出了事問題是自己的，用起來非常順手。由此大大增加了公務人員的權力空間和自由度，同時也巧妙地規避了法律責任。
“臨時工執法”違背了權責對等的法律精神，是一個法治社會不應有的現象。而層出不窮的“臨時工執法”引發的暴力事件，更凸顯了終結這一畸形執法模式的迫切性。
終結“臨時工執法”，用正規執法人員代替之，編制不足是最大障礙。得承認，我國公務員規模已經夠大了，控制編制確有其合理性，但是控制編制也要根據社會的實際區別對待。建設服務型政府，類似警察、城管這樣直接服務民眾，管理社會事務的崗位，人數無論如何都不能少，以警察為例，按人口平均，中國每萬人只有12名警察，這個數字要翻三倍才能達到發達國家標準。
所以，對于其他公務崗位，確實要控制編制，削減人員，但對于執法崗位，眼下的編制管理需要反其道而行，正視并解決執法人員匱乏的問題。對于納稅人而言，如果能用他們的納稅，供養更多社會急需的高素質執法人員，相信不會有什么異議。與此同時，再輔之以相關的改革，例如，減少文職人員，讓執法力量下沉；推動居民社區自我管理，減少基層執法人力，執法人員擴編的規模，其實并不大。
法治社會，必須對“臨時工執法”說不，期望國家相關部門盡快將結束“臨時工執法”納入工作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