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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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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時工門”屢屢洞開，引起人們不滿、疑惑的當口，浙江理工大學法律專業大二學生魏煌雄，日前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寄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求證行政機關的人事管理系統中“臨時工”是何定義？在我國行政部門中，還有多少“臨時工”？（6月10日《南方都市報》）
這些年，許多暴力執法過后，“臨時工”不是成了用人單位推卸責任的擋箭牌，就是一塊遮羞布。我一直對此大惑不解。按說，評價行為對錯的標準是法規制度，與他身份又有何干？難不成“臨時工”殺了人毋需償命，或者欠了債毋需還錢？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庶民一視同仁，那就應該就事論事，管他本人是何身份？可往往肇事后——比如延安城管將商戶打翻在地，還要跳起來踩其頭部，致其傷重住院，“臨時工”就是最先被打出的祭品。似乎這樣一來，就與城管領導毫無瓜葛了。
其實，正式工也罷，臨時工也罷，他今天穿著城管制服上街執法，就是城管代表，其中就有執法授權（盡管這個授權有違規制不合法條，那也是用人單位領導的問題，跟臨時工本人關系不大），不然，他憑什么成了當事的主角？問題是，人們總是在“借口”上關注較多，放過了臨時工形成的原因。因而，一起又一起類似事件，就在“臨時工”中輪番上演。
十分感謝這位學法律的大二學生，他能以公民名義，向國家最高人力資源主管部門，求證“臨時工”的定義，并要求公布全國行政部門中臨時工的人數，這就是更深一層地追索，有望使這一問題徹底解決。因為若從法理出發，中國現時就不該有“臨時工”的概念。按照《勞動合同法》，用人單位應該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而勞動合同，則是合法用工與非法用工的界限，無所謂臨不臨時。要說臨時，打破“鐵飯碗”以后的人事制度，都具有“臨時”的性質。
現實中“臨時”與“正式”的區別，無非一個是編制外的，一個是編制內的；或者說一個是體制外的，一個是體制內的。體制內的正式工，因為有編制，所以有財政支付的工資。但編制又不足以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矛盾，于是各種“臨時工”應時而生粉墨登場。說白了，臨時工是“上有政策”時的“下有對策”，是對編制的一種變通。
較之正式工，臨時工也是弱勢群體，他們干著和正式工相同的工作，甚至是正式工不愿去干的工作，但卻享受不到正式工的待遇；工資微薄，福利很少，也少有培訓學習的機會，這也是他們素質低下的原因。再者，因為沒有財政保障，他們的工資得靠創收，而“創收”，也成了各種違規的誘因。包括熱衷罰款、胡亂收費、亂攤亂派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無論從哪個角度出發，“臨時工”都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它多存在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險，就多一天的不安，就是一種不知何時爆發的隱患。爆發了，還有一個“替罪羊”的厄運降臨身上。——就是對臨時工本人來說，這也是極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