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臨時工,人們總容易作出如下聯想,他們暴力“執法”,關鍵時候充當替罪羊,引發群情激奮的同時,卻因為朝不保夕的命運而受到同情。
談及臨時工,人們總容易作出如下聯想,他們暴力“執法”,關鍵時候充當替罪羊,引發群情激奮的同時,卻因為朝不保夕的命運而受到同情。各地多次將暴力“執法”歸咎于此群體,足見臨時工這一人事機制在政府機關內部極為普遍,顯然,避免臨時工暴力“執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還原這一制度的真實面目。
近來有大學生向人社部申請公開臨時工的相關信息,即是對該制度的有力發問。臨時工怎么定義,當前全國政府機關存在多少臨時工,這些看似平實的問題,避開了新聞當事人,轉而關注其背后制度的生存狀況。若人社部能對此作出解釋,并提供相關數據,相信對于這一制度的革新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樣的發問暗合了此前諸多媒體的批評,臨時工現象值得商榷之處,不在于政府單位用人是否符合勞動法規,而在于此群體執法行為的合法性,以及基于編制的“雙軌制”人事制度的種種弊病。既然當前對公務人員執法資格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它們又與臨時工用人機制存在沖突,那么首先應正視這種沖突,繼而修正甚至是否定如今普遍存在的臨時工制度。
臨時工暴力“執法”層出不窮,而人社部等部門對其背后的制度背景卻很少予以解釋,這的確是一個遺憾。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顯然與輿論監督自身的局限有關,相對聚焦個別臨時工,人們普遍不愿去關注背后的制度依托,即便制度罅漏受到關注,也鮮有人通過正規渠道與決策者展開互動。這種避重就輕的傾向是輿論監督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由此導致一個突發事件的解決方式止于技巧意味極為濃厚的“輿情應對”,息事寧人之后,輿論熱度不再,深層次問題被擱置,周而復始。
話題爛尾,新聞斷頭,媒體人對輿論監督的無力感有著切身的體會,大學生向人社部求證臨時工相關問題,意味著在輿論監督的基礎上完成了接力,其發問造成的壓力,即便不能直接導致制度完善,也在客觀上呈現了問題。個別臨時工的所作所為不再是輿論的重心,追問其背后的制度環境才是重點,那么,致力于推動中國善治的人們,都理應和發問的大學生一起進一步發問。
當下中國社會,城管隨時可能被置于輿論的風口浪尖,部分地區城管改善自身形象的努力所起到的作用極其有限,人們對城管在街頭治理中的角色印象依舊沒變,時至今日,他們的暴力色彩仍然濃厚。若不改變臨時工制度,若不厘清執法權歸屬,規范城管執法,那么臨時工暴力“執法”現象必將在其他城市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