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5-03-29 14:11:01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導語】2009年，當"農民工"稱謂的爭議首次登上學術期刊時，中國農民工總量為1.71億，其中僅0.8%繳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十五年過去，這個群體已增長至2.96億，但"新市民"的官方定名仍未完全消解制度性區隔：截至2023年，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8.3%，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6.16%的"數字鴻溝"間，仍橫亙著2.52億未落戶的流動人口。從深圳龍華三和人才市場的"日結工"，到北京皮村文學小組的寫作者，稱謂迭代背后，是一場涉及戶籍、社保、教育等23項制度重構的深層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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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稱謂進化史：從符號祛魅到制度賦能?
2009年原文痛陳"農民工"稱謂的歧視性時，學界尚未預見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頂層設計。2022年人社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零工市場建設的意見》（人社部發〔2022〕54號），正式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寫入政策文本，標志著對2億靈活就業群體的制度承認。
但符號更新的表層下，隱性歧視仍在滋長。2023年某制造業大省企業招聘顯示，"新市民"平均時薪較本地工低2.3元，社保參保率差距達18個百分點。當東莞"打工博物館"里陳列的暫住證成為歷史文物，居住證制度卻衍生出167項差異化公共服務，證明單純稱謂革新難以撼動深層次權益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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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籍改革深水區：破冰與堅冰并存?
原文期待的戶籍藩籬破除，在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邁出關鍵步伐。截至2023年，全國共發放居住證1.3億張，廣州、杭州等38個城市實行"租房即可落戶"。蘇州工業園區的積分落戶模型中，快遞員、家政服務員首次被納入緊缺職業加分項，彰顯職業價值重估的進步。
但制度慣性仍在制造新壁壘。北京、上海落戶指標中，繳納社保年限要求從7年延長至10年，清北畢業生與外賣騎手間的落戶通道呈現"玻璃天花板"效應。更值得警惕的是，14個特大城市的"集體戶黑市"滋生灰色交易，一個廣州集體戶口指標被炒至18萬元，暴露出供給機制的結構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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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保障拼圖：碎片化到系統化的長征?
當2009年作者呼吁"統一社會福利體系"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不足5%。如今，建筑業工傷保險覆蓋率已達94%，住建部《全國住房公積金2023年年度報告》顯示，1.2億新市民納入住房公積金制度，可謂跨越式進步。
但制度銜接的"斷層帶"依舊明顯。河南籍建筑工在深圳繳納的醫保，返鄉報銷比例驟降40%；外賣騎手的"日結社保"模式，導致養老保險實際繳費年限折算系數僅0.6。這些數據提醒我們，全民統一的社保網絡仍需穿透平臺經濟、靈活就業等新生產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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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代困境：身份認同的世紀之問?
原文中王德志"邊緣化"的嘆息，在95后農民工群體中演化出更復雜的形態。深圳"三和大神"用"做一天玩三天"解構勞動意義，北京皮村文學小組通過寫作尋找精神歸屬，成都"新市民合唱團"用歌聲建構身份認同——這些多元選擇，既是對制度滯后的消極抵抗，也是對市民權內涵的主動拓展。
但代際更迭帶來新挑戰。2023年農業農村部《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研究》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落戶意愿較父輩下降23%，"與其在城市當二等公民，不如回鄉做新農人"成為普遍心態。當浙江某縣"農創客"孵化器年均培育5000名青年返鄉創業者，我們不得不思考：城市化是否正在從"單向度進城"轉向"城鄉雙向流動"的新范式？
【致原文作者】
蔡義鴻先生：
您在2009年敏銳捕捉到的"稱謂之困"，恰如投石問路的先聲。十五年間，"農民工"的官方表述已漸次退出政策文本，"新市民"寫入國務院文件，"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學術規范用語，這些改變印證了您的前瞻性。
但今日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復雜性遠超預期：當"新市民"子女在北上廣深高考仍受戶籍限制，當"快遞小哥"在算法系統里淪為數字勞工，稱謂迭代與權益落地之間仍存時差。您當年呼吁的"土地制度變革"，已在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中破題；您強調的"城鄉統籌"，正被縣域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雙輪驅動重新詮釋。
站在2025年的節點回望，您的文章猶如城市化進程的"基線測量儀"。我們既需肯定制度進步的里程碑，更要直面改革深水區的暗礁——畢竟，真正的市民化不是統計報表上的數字躍升，而是讓每個"王德志"都能在五環內找到尊嚴棲居的空間。這或許是對您當年思考的最好回應。
【原文】農民工的稱謂很不爽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09年第11期
記得在第一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就有專家提出“農民工”這個稱謂帶有岐視性，日前，在與一位進城打工的朋友聊天，他一聽“農民工”（暫時還得這樣稱呼）這個稱謂，就直言“農民工”很刺耳，聽起來很不爽。
一位18歲進京打工，在餐廳刷過碗，蹬三輪送過水，在面包廠、印刷廠、廣告公司任過職，見證了北京快速城市化過程，名叫王德志的內蒙古青年是這樣感嘆的：“三環繁華了，就搬到四環；四環繁華了，就搬到五環、六環。城市化的過程就是邊緣化我們的過程”。王德志特別強調他始終不太喜歡農民工這個稱呼。他說：“我們是以農民身份進入城市，但是現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應該是新工人。”他還希望，社會給予打工者多一份理解和尊重，多一些包容。
回想歷史，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在全國掀起了上山下鄉的熱潮。據統計，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約1600多萬人。上山下鄉雖然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但在這一代人的青春中造成了不少的悲劇。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進城務工管制有所松動，“百萬民工下廣東”和每年“春運”的壯觀景象全球罕見！總數超1億4千萬的“農民工”進城規模世界絕無僅有！盡管他們為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做出巨大貢獻，但城鄉差別仍未打破，更出現了許多“孫志剛”式的悲劇。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我們最終不能讓其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游離于城市化之外，應該創造條件使其融入城市之中，并要考慮“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等一系列有悖于社會整體發展的嚴重社會問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認為，“我們的制度應當給農民工一個希望，比如干個5年10年可以成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而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都沒有考慮流動人口。”
誠然，解決三農問題不止是城市化一條路，也并非僅給予進城農民一個城鎮戶口就可以解決，更并非將“農民工”這個稱謂改為“新工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爭論要不要取消戶籍限制、要不要城市化的問題，而是如何掃除戶籍限制的障礙、如何積極面對和解決城市化面臨的問題，“十一五”規劃的新農村建設只是整個過程邁出的第一步，城市化是邁出的另一步，也就是說新農村建設必須要和城市化建設同步進行。
需要特別強調的甚至是更多的綜合配套措施，如實施土地制度的變革，統籌城鄉建設，既要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也要政府增加對農村的投入，加速農村的建設步伐，減輕農民的負擔；真正建立起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國民基本一視同仁的統一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