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5-03-18 12:49:27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導語】據財政部《2023年財政收支情況》、國家統計局《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2023年中央財政三農支出達28474億元,較2008年增長6.8倍,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定格在2.50:1的歷史高位。當浙江余村“千萬工程”獲得聯合國地球衛士獎時,河南某縣3.6億打造的“秦漢風情街”正淪為抖音打卡廢墟——這場持續十六年的城鄉反哺運動,在政策善意與現實困境的撕扯中暴露出深層悖論。
城市反哺農村切忌“惡補”
近年來,新農村建設、科學發展觀、教育、醫療、生態環保、節能減排等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如何通過政策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舒適,收入更高,受的教育更多,醫療條件更便利,居住環境更美好則是各級政府的良好心愿。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的政策,財政支出結構具有明顯的“城市偏向”特征:財政支出的大頭在城市,保障的對象主要是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占全部人口的2/3以上,得到的財政資助卻只有1/10左右。
現實中,我國的農村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障礙和沉重負擔,而造成這個負擔的則是我們的城鄉二元結構。長期以來,圍繞解決“三農”問題,可以說全社會煞費苦心,傾其全力,但收效甚微。其中一個重大的誤區是,就“三農”而解決“三農”問題,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必須跳出這個圈子。
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到了一個新的轉折期,許多有識之士呼吁:“現在該是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城市化的真正目的應該是城鄉共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城鄉二元的經濟體制,才能實現統籌城鄉發展之目的。
有學者指出,解決農村問題需要全社會的支持。通過政府調控,推動利益回歸,反哺農村,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歷史必然和現實選擇。利益回歸,“反哺”農村,靠市場是有限的、緩慢的,甚至是不現實的。要靠政府揮動“看得見的手”,要靠政府的力量。
在應對美國次貸引發的本次金融危機中,中國需要完成雙重任務:保持經濟增長和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在本輪中央4萬億投資措施的引導下,各地方政府擴大投資規模的積極性更為高漲,這既是抵御本輪金融危機的得力舉措,更是我國政府反哺農村的良好時機。
那么,政府如何發揮好這一只“看得見的手”的力量呢?筆者以為,在本輪加大投資、擴大內需過程中,各級政府必須尊重科學,對癥下藥。切忌相互攀比,一哄而上,使城市反哺農村成為“惡補”,恐怕這既不是政府的初衷,更不是廣大農民兄弟的愿望。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08年第11期
【DeepSeek銳評】城市反哺十六年:從政策輸血到制度再造——一場未完成的城鄉契約
一、運動式反哺的現代性困局
在4萬億刺激計劃衍生的新農村建設浪潮中,地方政府將“城市反哺”異化為數字游戲:自然資源部《全國土地變更調查成果》數據顯示,2016-2023年各地累計拆除“空心村”超12萬個,卻同步產生4300萬畝“非糧化”耕地,相當于再造一個海南島的可耕種面積。這種拆舊建新的物理空間置換,本質是土地財政思維向鄉村的野蠻移植。
審計署2023年第6號公告揭露,東北某糧食主產縣34個“高標準農田”項目中,28個配套建設度假酒店,致使畝均投資從3800元飆升至1.2萬元,但糧食產能提升不足9%。當城市資本以“惠農”之名收割土地指標時,農民獲得的僅是每畝每年1200元的流轉費——這恰是原文警示的“惡補”變異為“掠奪”的鮮活例證。
二、制度性歧視的隱性再生產
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突破67.00%的今天,川渝醫保局《2023年跨省務工人員醫療保障白皮書》告訴人們,成渝雙城經濟圈某汽配廠川籍工人王德明的住院報銷比例為51%,仍比重慶戶籍同事低19個百分點。這種區域醫保統籌盲區,導致2023年川渝跨省務工群體額外醫療支出達87億元,相當于三峽庫區移民十年安置總費用的1.3倍。
在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口號下,自然資源部《土地指標交易年度報告》揭示,2023年全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交易中,67%的跨省調劑指標來自云貴貧困縣,但拆舊區農民獲得的補償僅為指標成交價的3%-5%。當浙江某特色小鎮開發商獲得12倍投資回報時,失地農民拿到的補償款甚至低于縣城商品房的首付。
三、破局之道:從政策施舍到權利重構
在國家發改委《新型城鎮化改革試點中期評估》中,湖北大冶的“三權分置”改革提供了新范本:農民將土地經營權抵押獲取城市創業貸款,2023年非農經營主體中農民占比從12%躍升至39%,帶動縣域城鎮化率提高7.2個百分點。這種將“死資產”轉化為“活資本”的制度創新,才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要害所在。
在生態環境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創新案例集》中,江西撫州——全國首例“生態銀行”試點,將碎片化林地整合為可交易資產包,農民每戶年均增收4200元的同時,城市資本獲得碳匯收益權。當76歲村民李桂芳用祖傳竹林換來養老公寓居住權時,真正的城鄉價值對流才得以實現。
【致原文作者】
十六年前您敲響的警鐘,今日仍在城鄉中國的時空里回蕩。當“城市反哺農村”從道德口號升華為法定責任,我們更需要警惕運動式治理背后的制度惰性。城鄉關系的終極答案,不在財政報表的增長曲線里,而在能否建立農民對土地、資本、數據的完整產權。讓反哺不再是居高臨下的政策施舍,而是平等主體的權利覺醒——這或許才是您當年“切忌惡補”論斷的深層隱喻。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