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2024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7.00%,但2.8億農民工仍深陷“數字化半城市化”陷阱。當深圳大學《算法用工與健康權益研究2023》揭示,深圳某電子廠通過AI排班系統,將非深戶工人李長河的夜班率設定為戶籍同事的2.3倍。可以說,這種算法歧視使其慢性病發病率高出38%——戶籍制度在數字經濟時代已進化為更隱蔽的壓迫工具。
一、技術治理的異化陷阱
杭州某外賣平臺依據戶籍大數據,將非浙籍騎手的超時扣款標準提高1.5倍,系統對投訴率高于2%的騎手自動降權。江西騎手劉志強2023年被扣款額占收入的31%,而平臺卻將責任推諉為“算法自主學習結果”。
二、沉默資本的制度性收割
國家醫保局《全國基本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令人震驚,在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地”戰略下,非深戶工人每月繳納的醫保費用中,有31%進入屬地化統籌賬戶無法轉移。2023年全國農民工醫保基金沉淀規模達5260億元,但跨省結算率僅為38%——據測算這筆巨額“沉默資本”足以建造1200座三甲醫院。
三、破壁者的微光
浙江大學CARD《農村產權數字化改革研究》的成果顯示,浙江德清“數字農房”系統將全縣11.2萬幢農房三維建模,農民可在線質押、租賃、入股,使閑置農房盤活率從17%提升至63%,戶均年增收2.8萬元。當安徽民工王建軍用老家宅基地20年使用權置換杭州公寓10年居住權時,區塊鏈技術終于展現出其該有的溫度。
【致原文作者】
十六年前您劃亮的火柴,至今仍在照亮城鄉中國的幽深隧道。當“拆掉戶籍藩籬”從改革宣言退化為技術治理的話術,我們更需要警惕數字化時代的制度創新淪為精致的壓迫工具。城鄉關系的終極破局,不在城鎮化率的數字游戲里,而在能否讓每個李長河、每個老張都成為有完整權利的“人”。您當年痛陳的“二元結構堅冰”,如今正在制度惰性與技術異化的雙重作用下,凍結成更難融化的數據冰山——而這或許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沉重的叩問。
城鄉二元結構堅冰待破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09年第1期
據統計,2007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是3.33∶1,絕對差距是9646元,為歷史之最。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8,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較大,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國家各級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不高,2000年以來基本上在7%—8%之間左右徘徊。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近70%,而公共衛生資源不足全國總量的30%。平均每千人口擁有不到一張病床、只有一名衛生技術人員。農村教育水平堪憂,有調查表明,被調查地區的農村初中升學率是30%到40%不等,有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初中升學率甚至不足30%。
我國農民的消費水平比城市落后超過10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高,食品安全紅燈頻閃。前幾年發生的大頭嬰兒奶粉事件和最近發生的以三鹿為代表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主要受害者就是農村娃娃。
以上種種情況表明,我國二元結構體制造成的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也無法通過一朝一夕來消除。有學者擔心,這種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仍在持續。
那么,打破二元結構堅冰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城鄉之間的差距呢?
消除農業人口進城的戶籍障礙,有利于農業人口的轉移。把大量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等于把農村社會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轉移一部分到城市,讓城市負擔起來。
消除戶籍二元分制,以工作居住地登記,將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加準確的統計信息,更加客觀地反映各種真實數據,為公共資源與利益的合理分配、決策提供科學依據。比如,深圳市的GDP是由800萬人創造的?還是1200萬人創造的?還是將近1600萬人創造的?它為當地及國家創造的財富,應該被多少人共享?
大家知道,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于農村社會之外的城市,沒有穩定的農村,就沒有穩定的城市。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城市不在此時做出這樣的“犧牲”,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國有30多個以省會城市為代表的特大城市,28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和370多個縣級市,以及約2萬個中小城鎮,大多都有承接、消化農業人口的潛力。減少農村人口,就相當于增加了涉農的投入,可以集中起更多的政策資源、金融資源、土地資源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同時,為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農業人口騰出更大的空間。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這不是簡單取消農業戶口的問題,它涉及中國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涉及社會的穩定與繁榮,事關重大,意義深遠。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堅冰,拆掉戶籍藩籬,讓全國公民在更大程度上共享社會公共服務,是未來建立起點公正的和諧社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