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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被定價的居住權?
2009年上海“樓倒倒”事件震驚全國時,全國商品住宅均價僅為4681元/㎡;2023年,當鄭州“永威金橋西棠”爛尾樓引發601名碩士、博士業主集體訴訟,中國50城房價收入比已攀升至13.3。蔡義鴻當年痛斥的“房子之罪”,在“房住不炒”時代非但未根治,反而演化為更復雜的制度性困局:?保障房空置與商品房爛尾并存,租購雙軌制下“住有所居”的承諾正在被系統性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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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力尋租的數字化升級?
深圳市紀委監委2023年11月通報,龍華區某街道辦工作人員利用系統權限篡改社保數據,騙取共有產權房資格;住建部專項督查更揭露,西安市2019-2022年間違規分配的1074套保障房中,21套由處級干部占有,163套流向事業單位在編人員。與十五年前“六連號”事件相比,區塊鏈搖號技術未能凈化分配流程,反而讓“數據特權”取代了“紙質腐敗”。
國家審計署2022年報告顯示,全國保障性租賃住房空置率達18.4%,某中部城市3萬套保租房因選址偏遠、配套缺失,淪為“鬼城式安居工程”。這種“為指標而建設”的扭曲邏輯,恰如蔡義鴻所言:“當保障房成為政績籌碼,居住權便成了權力游戲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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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企暴雷的次生災害?
2023年碧桂園債務違約引發民營房企信用評級集體下調,惠譽報告顯示,當年中國房企境外債違約規模超180億美元;鄭州“永威金橋西棠”項目爛尾,導致碩士、博士業主集體維權——這場“高學歷與爛尾樓的荒誕相遇”,撕開了預售制最后的遮羞布。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商品住宅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30.4%,市場信心跌入冰點。
南京市河西南G29地塊以3.2萬元/㎡樓面價成交,卻被強制限價4.1萬元/㎡(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數據),開發商為保利潤將精裝標準從2500元/㎡砍至800元/㎡,交付維權率飆升72%(克而瑞報告)。這與十五年前“樓倒倒”形成時空呼應:?行政強力干預市場,終將以居住安全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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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租賃市場的“檸檬效應”?
北京市公安局數據顯示,“二房東”卷款跑路案件從2019年127起激增至2023年489起,租賃備案制度形同虛設;部分長租公寓利用租金貸套取資金池,形成“龐氏騙局2.0”——這與蔡義鴻筆下的經適房“唐僧肉”邏輯一脈相承。
廣州市越秀區某省一級小學2023年招生中,購房家庭子女錄取率82%,租房家庭僅13.7%(廣州市教育局數據)。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仍與房產證深度捆綁,所謂“租購同權”不過是畫餅充饑。
蔡義鴻先生十五年前質問“房子存在的終極意義”,今日仍具雷霆之力。當“保交樓”專項借款突破4000億卻難阻停工潮,當共有產權住房淪為新的套利工具,我們不得不承認:?住房問題的本質,從來不是磚瓦水泥的分配,而是社會正義的度量?。
【原文】都是房子惹的禍?
有人說這都是政策惹的禍,因為大家都是人,憑什么你因為沒錢就可以買便宜的經濟適用房?我因為太有錢就必須買貴很多的商品房?這政策也太不公平了吧!有人說這是人禍,因為人性的貪婪,才生出了有錢人打起了沒錢人的主意,有權人玩起了權術與尋租等亂子。有人說這都是房子惹的禍,因為,一方面房子太貴、太值錢、太代表身份的象征,另一方面房子與房子的差異太大,一棟別墅可以抵上十套甚至幾十套經濟適用房。
于是乎不論是有錢人、有權者、還是普通百姓都在圍著不同的“房子”轉,大家為了得到自己夢想中的房子,想方設法、絞盡腦汁甚至是不擇手段“弄”房子。
杜甫曾經感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古人的夢想,直至今天,人們還在苦苦尋覓。然而,縱使有千萬間廣廈,紛爭、矛盾也會依舊存在。一方面,商品房市場中,房地產商想盡辦法抬高房價,例如北京的“地王”依然在不斷刷新、挑戰每個消費者的心理底線;保障性住房中,權力和財富又從來就沒有停止染指公共利益,經適房、限價房儼然成了很多人牟取私利的一塊“唐僧肉”。普通百姓呢,他們既望不到商品房的項背,也熬不到保障性住房這塊“餡餅”砸到自己身上的那一天,因此,沒錢沒權就沒房住成為了一種慣常的邏輯。
其實,房子本身沒有錯,讓房子背上罪惡的是那些想要通過財富或者權力壓榨公共利益的人。房子之于人來說,是一種歸屬感的寄托,它是家之所在,情之所系,但是如今這種最普通、最實在的東西,卻成為了城市里平頭百姓們的奢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進行,但是如果新進入城市里的人們幾年、幾十年后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地,這種城市化大概也是虛偽的。
美國學者史塔佛賓有這樣一句警世名言:“評價的目的在于追求改進,而不在于證明什么。”城市化進程中房地產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現象,并不意味著之前的建設、制度設計要推倒重來,只是,我們必須思考,要建設什么質量的房子,建好了房子要給誰住,房子存在的終極意義是什么。
最后,愿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想要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