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國共產黨慶祝了自己90歲的生日。在慶典前的那些天里,電視廣播里充斥著歷史劇,講述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戰士和黨員干部與各色敵人斗爭的事跡。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來中國為新書宣傳之際還出席了一場有大約7萬人參加的唱紅歌活動。
中國的歷史當然不是從1949年共產主義獲勝開始。伴隨著這場共產主義復興,對中國傳統哲學、文學和歷史的嚴肅研究也在復興,另一種歷史的敘事正在形成。毛澤東曾把儒家學說作為反動思想加以批判,但今天,學者們止嘗試重新將儒家學說應用于國際關系中。
2009年,美國學者杜維明放棄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的職位,前往北京大學任教,致力于推廣儒家思想,將其作為與西方哲學并駕齊驅的嚴肅倫理體系。中國的學校開始定期講授中國的王朝史,人們重燃對傳統醫學、音樂和藝術的興趣。
中國政府允許乃至支持儒家思想的復興,是為了給現代中國提供一個正當理由,因為中國不是建立在西方歷史理論的基礎之上。西方歷史理論必然會把中國視為一項“半截子工程”:自公元前 221年秦朝統一中國以來,中國人或許已經締造了一個強大的官僚國家,卻從未培養出法治與民主責任。當1911年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滅亡之后,許多中國人對自己的制度喪失了信心,認為應當用西方制度取而代之。
直到今天,強大的中國在21世紀之初崛起,才有人努力恢復這種斷裂了的歷史傳統。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維為這樣的暢銷書作家可能會辯稱,中國并非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建立在有別于西方、但同樣可行的原則基礎上的文明國家。
許多新儒家學者認為,根據中國傳統,政治權力不應由西方式的憲法和多黨選舉等正式規則來約束,而是由儒家的倫理道德來制約,這就要求帝王們做到仁愛,他們必須通過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官僚體系治理國家。在中國古代的學校里確實有一套被稱作“法家” 的純正權力學說,哲學家韓非子對這一學說進行了詳盡闡釋,而秦國則對其講行了冷酷的踐行,最終統一中國。毛澤東青睞法家學說,并推動了它的復興,這或許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如在古代中國,儒家學說取代法家學說、成為國家主導意識形態一樣,當代儒家學者認為,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當今的中共在道義方面有更好的根基。
中共自身對于這種儒家學說的復興存在兩種看法。在當今世界,自由民主已成為普遍認可的意識形態。但與由歐洲人締造的馬列主義相比,儒家思想畢竟是一種真正更為本土化的產物,因此經過現代化改造的儒家思想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
當代中國因此具備了兩種可供選擇的文化傳統——新毛澤東思想和新儒家思想。兩者都作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在中國被弘揚。中國人必須找出自己的現代之路,中國將如何選擇,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