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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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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概念。報告認為：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能夠成功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它們往往會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據統計，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截至2008年，只有13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不到13%。
國家層面所認可的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不含龍門）、中山、珠海、江門、肇慶（市區和四會）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這一由珠江三角洲演化而來的大灣區，改革開放40年來，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在長達40年的經濟飛速發展之后，粵港澳大灣區怎樣實現可持續增長？怎樣突破“增長天花板”、從卓越變得更卓越？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新時代中國打破“中等收入陷阱”歷史魔咒的重要開拓者。
令人欣喜的是，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進入新時代”后，作為頂層設計的粵港澳大灣區，其開局和起勢，都呈現著不凡之勢：
2017年12月18至2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在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粵港澳大灣區被列入2018年重點工作。這是繼2017年全國兩會上，“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被寫入國務院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之后，再度在國家層面聚焦這一區域城市群建設大計。
2017年的最后一天，全長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全線亮燈，具備通車條件。這座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被英國媒體評為“新世界七大奇跡”。它的建成，意味著粵港澳半小時超級城市群經濟圈加快形成，中國第一個世界級大灣區加速起航。
十年筑夢終獲國家認可
從基層發力到國家層面認可，粵港澳建設大灣區的夢想，已經十余年：
上世紀末，時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的吳家瑋教授提出了“香港灣區”（亦稱“深港灣區”）的概念。
本世紀初，廣州提出了對標日本東京灣區，希望在以南沙港為依托的海灣地帶發展臨海工業，形成一個媲美東京灣的港口工業帶。深圳最近幾年則積極對標舊金山灣區，希望以深圳灣、前海灣等地區為依托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形成一個對標硅谷的全球科創中心。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珠海也提出了對標加州第三大都會區圣迭戈，圣迭戈是加州最南端靠近墨西哥的一個海灣都會區，在加州的排名僅次于洛杉磯都會區與舊金山灣都會區。
自2008年以來，支持粵港澳地區合力建設大灣區的政策不斷出臺，并陸續提出了建設“珠港澳灣區”、“珠三角灣區”、“珠江口灣區”等說法。
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總規劃師李永潔認為：21世紀，隨著廣東改革開放的發展，深圳、東莞、佛山等城市的崛起，粵港澳地區經濟格局發生變化，已經不是香港一枝獨秀，而是形成了一種灣區上的多核崛起的局面。2008年，廣東省開始制訂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次重要規劃，編制的《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支持共同規劃實施環珠江口地區的‘灣區’重點行動計劃”的工作要求。此后，每年都有相關的行動計劃或綱領出臺。其時，珠三角已經到存量經濟時代，怎樣在存量中找增量，怎樣通過存量的更新實現空間的重塑和提升？廣東制定了助推“珠三角九年大跨越”的行動綱領。
“灣區”這個時髦的提法逐步獲得了國家的認可。2015年3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發布，其中明確提出加強粵港澳合作，打造一個“粵港澳大灣區”。2016年3月，國務院正式印發《關于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再次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設想。
2017年全國兩會之后，7月1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出席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香港、澳門與廣東的聯系與合作將更為緊密。
補短板創一流，做城市化創新典范
在學界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具備了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本條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任澤平說，灣區經濟形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增長極與技術變革領頭羊。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最有條件建設“灣區經濟”的先行區，因為這一區域的外向型程度最高，最深入國際體系。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以約1.4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超越舊金山灣區，僅排在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之后，名列第三位。而與傳統的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區域對外貿易、利用外資總額、港口集裝箱年吞吐量、機場旅客吞吐量等方面后來者居上，甚至更勝一籌。
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以不足全國1%的土地、不足全國5%的人口，創造了全國12%的經濟總量。這里擁有密集發達的世界級機場群、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貨物吞吐量問鼎全球的港口群、先進的高鐵城軌網，成為人才、資本、產品高速流通的“血管”。 2016年全球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排名顯示，這里目前已擁有三個世界級的集裝箱港口：深圳港全球排名第三、香港港排名第五、廣州港全球排名第七。機場旅客年吞吐量達1.86億人次，位居四大灣區之首。
銳意創新是這個年輕大灣區的另一大優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II）顯示，深圳—香港地區超越硅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在全球創新集群中排名第二，僅次于東京灣區。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曾拿粵港澳大灣區與“硅谷”作比較，他認為，港、深、莞之間的創新產業鏈互補，“從創意到樣機，再到批量制造的速度，我們與硅谷相比，速度至少是它10倍，而成本只有大約十分之一。”
無疑，粵港澳大灣區目前也存在短板：比如灣區里各個城市的產業發展程度不一樣，主導產業不突出，政策不一致。珠海市橫琴新區發展改革局副局長康專說：“怎樣做到制造業和服務業聯動起來，怎樣做到高科技產業和傳統產業平衡和良性互動，是下一步大灣區發展的挑戰。另外政策制度等軟環境存在差異，呈現‘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格局，9個城市之間還要打破行政區域規劃與管理體制的藩籬。”
在新型城市化、第四次科技與工業革命浪潮中，粵港澳大灣區更需要加強區域聯動，9+2城市群盡量形成“同心圓”，實現差異化發展，而不是爭奪資源的零和博弈。比如香港可繼續發揮金融中心的作用，充當內地企業走向全球的跳板；擁有深交所的深圳，和香港攜手，將成長為可與紐約抗衡的城市；廣州是中國先進制造和現代服務業中心；澳門和珠海有望成為國際休閑之都……
“補短板，創一流”，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沖破“發展天花板”，是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責無旁貸的任務。其制度創新還要加大步伐，要有率先改革的勇氣，除了中央的頂層設計，更需要地方政府有膽識和智慧來實現新的制度安排。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說：建設世界級大灣區，要更重視發展科技、鼓勵創新的氛圍、培養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生態。建議粵港澳三地政府建立常態的協調機制，合力把大灣區這鍋湯煮開，尤其是促進港澳地區和珠三角的年輕人能夠更好地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