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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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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大陸人口13.8億人，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缺人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京滬祭出的“趕人”政策，似乎也在印證著這個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一場前所未有的“搶人大戰”卻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2月，多地再現“用工荒”，各地使出渾身解數吸引人才；近期，武漢、長沙、成都、濟南等多個省會城市或重點城市打響“搶人大戰”，送戶口、送錢、甚至送房等堪稱大手筆的搶人政策，高調激烈。
城市之間趕人與搶人的背后折射了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哪些深層次原因？“搶人大戰”因何而起？在絕大多數各級政府仍然把人看成負擔，而不是城市發展動力的今天，限制人口規模的思想遍布各種公共政策的制定。人口，是資源還是負擔？
現象：趕人VS搶人、留人
2014年以后，北京、上海相繼收緊了賦予非戶籍常住人口的權利或福利，采用以學控人(通過限制接受教育來控制外來人口)、以房控人等手段控制外來人口。北京昌平等區進一步將目標明確為降低外來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上海逐年提高外來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門檻。
數據顯示，2015年末，上海常住外來人口數減少14.77萬人，是上海15年來首次出現常住外來人口負增長的情況。2016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減少15.1萬，是18年來首次減少。專家認為，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說明北京、上海人口調控政策取得了成效。此外，2016年，北京、上海相繼提出2020年人口控制總量分別是2200萬人、2500萬人。
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李君甫表示，由于今年北京市人口調控政策力度很大，常住人口減少有可能在今年發生。
京滬在淡定“趕人”，深圳及二線城市卻在積極搶人。
根據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城市研究報告，人口吸引力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廣州、上海、東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鄭州。
其中，深圳的戶籍人口增長最為迅猛。根據深圳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統計公報”，截至2015年末，深圳的戶籍人口是355萬，但2016年達到了404.8萬人。也就是說，2016年深圳增加了接近50萬戶籍人口，增幅達到了驚人的14%！這一現象也被認為是展示了中國城鎮化的奇觀：一個特大城市，一年就可以吸干一個50萬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
對此，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李津逵的解釋是：對于廣大非戶籍人口的“低福利”條件，人們竟然甘愿接受，不符合尋常的道理。他們看重深圳的是什么？是深圳給每一個前來者以公平對待和選擇自由，他們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打拼出一個新的前途。而當這樣的人口組成了一個近兩千萬人的超大城市，就更加公平和自由，什么人間奇跡不可能發生？
此外，廣州、武漢、鄭州、成都、長沙等重點城市近年來每年流入人口也在20—50萬左右。并且今年以來，以武漢、成都、長沙、西安、濟南、南京、杭州、鄭州、青島、廈門、天津、重慶等為代表的二線城市，全面降低落戶門檻、租房購房補貼等各種“招才利器”頗為引人注目。事實證明，對人才的吸引是成功的。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調研報告，2017屆大學應屆畢業生簽約這些城市的比例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城持平。此外，這些畢業生中希望到除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達到37.5%，高于希望到一線城市就業的29.9%。
特大城市人口“溢出”，讓一些二線城市迎來承接一部分大城市轉移人口的利好，而東北及一些中小城市卻處于難以承受之重的尷尬，由于人口的凈流出正在面臨“人荒”。
有分析認為，2014年以來，全國房地產市場分化嚴重，其背景就是三四線城市缺乏人氣，人口規模形成不了經濟集聚效應，缺乏就業機會和薪酬上漲空間，人口外流讓房價失去支撐。對想流動的人口來說，在這些地區落戶缺乏吸引力，還可能會有損失(農村的土地和“新農合”的參保權利等)。
廣西北海市中心城區常住人口估算在70萬以上，根據規劃到2030年中心城區要達到145萬人。“最大的困難是人從哪里來”。北海市建設部門有關負責人說，北海2015年人口增長率超過1.5％，盡管當地放寬了落戶限制，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但2015年落戶人數僅為6749人。
事實上，一些地方不僅面臨引進人口難，還處于人口凈流出的“失血”狀態。福建省沙縣建設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按照規劃到2030年沙縣城關人口要達到29萬人。“現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從事小吃行業，人口不凈流出就不錯了。”
《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也顯示，中國農民工流向地市級以上的占70％以上，而流向小城鎮的不到10％。
近兩年，東北人口外流讓“東北經濟失速”、“斷崖式下跌”、“逃離東北”等關鍵詞在網絡上熱鬧起來。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80年代，東北多數時候都是人口凈流入地區，充足的人口資源使東北在1945年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地區，并在1949年后成為“中國工業的搖籃”。然而2015年1月3日，英國《經濟學人》在一篇題為《東北再度告急》的文章中認為，東北地區面臨嚴峻惡化的人口形勢是經濟失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引用國內某大學的一項研究結果指出，東北地區凈流出200萬勞動力。由于此數據是對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得出的結果，即10年間總共流出200萬人口，平均每年在20萬人左右。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提供的一份研究報告也顯示，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遼寧省保持人口凈遷入發展態勢，并略有增長，而吉林、黑龍江兩省人口呈凈遷出態勢，且規模擴大明顯。從整體來看，2010年時東北地區人口凈遷出數量達到219萬人，相當于2000年的5倍；從增長幅度來看，吉林省和黑龍江省人口凈遷出分別增長2倍和2倍。
這個曾經輝煌的地區留不住人了。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超前規劃的新城建設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調查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及縣以上的新城新區數量3500多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中國人口的生育高峰已經過去，即便全面放開二胎，人口增速不會出現大幅上漲，城鎮化的主要增量來源于進城農村轉移人口。考慮進城意愿、落戶能力等多方面因素，預期到2020年城鎮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占進城農村人口的1/3左右，“規劃3500多個新城新區，誰來住？人從哪里來？”
背后：經濟是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
從古至今，人的流動性活動一直在發生。古有人類“逐水草而居”，后有“闖關東”洪流，今天更不缺“逐夢而居，逐利而動”的人。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人口流動已經逐漸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國家衛計委預計，到2030年中國流動人口將逾3億。在大規模人口流動的背后，則是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家統計局報告也表明，經濟是造成我國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
以北京為例，盡管北京在疏解人口方面采取了地鐵漲價、清理群租房、非京籍入學條件收緊、北京高校畢業落戶標準越來越高，大型批發市場搬遷、整治“穿墻打洞”等等一系列舉措，然而一群又一群的外地人還是前仆后繼地來到北京就業，趕都趕不走。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這兒能掙到錢，回到老家掙不到那么多。
一組數據顯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65.7%來自河北、河南、山東、安徽、黑龍江、湖北和四川。
主要來源地人均GDP普遍低于北京人均GDP，其中河北、河南只有北京的不到三四成，差距最小的山東達到北京的六成左右。
主要來源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達不到北京的一半水平，河北、河南只有不到三四成。這巨大的收入差距說明了為什么北京對于外來人口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北京與外來人口來源地在高新技術產業就業機會上的差距同樣較大。
北京15026家高新企業為138.5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而主要外來人口來源地中，河北省會石家莊和河南省會鄭州均處于絕對劣勢。
在人均儲蓄余額的比較當中，北京人的年儲蓄余額為17.8萬元，而石家莊和鄭州，分別只有北京的27%和40%，雖然北京消費水平非常高，然而北京還是最存得了攢得到錢的城市。
以上數據也是這個城市“蟻族”、“鼠族”、“井底人”存在的最好注解。
“人口流動的決定因素是經濟因素，就業發展機會和收入水平等都會影響到人口的流動。”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人口、資源與環境研究所的副教授侯建明也認為，東北地區的就業崗位少、收入水平低是人口大量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近些年的研究發現，流入東北人口的收入遠遠低于流出人口的收入。另外，隨著政策和外部環境的不斷寬松，人口流動的成本越來越低，也是導致東北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
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表明，“十三五”時期，我國流動人口將繼續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線地區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將繼續增長。
海通證券宏觀經濟研究團隊分析師姜超認為：人口遷移實際上相當于一次用腳投票的選擇。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都是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人口集聚的背后其實是產業和資源的集聚，驅動人口流動最主要的因素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具體而言包括工作、收入、環境、社會資源等等，在這些方面大城市無疑具有明顯的優勢。
從國內來看，盡管人口流動放緩，但一二線城市無論是常住人口增長，還是外來人口占比，都仍遠高于絕大多數三四線。一二線城市能夠提供遠超三四線城市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
另外，熱門二線城市的寬松政策和較好資源以及中西部地區對東部產業的承接也促使了人口的流入。
和人口流動有關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是中部、西部崛起。2009年以來，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速比東部地區年均高出了2.4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年均高出了3.8個百分點。這使得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數量較快增長。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在城市流動人口規模排名中，重慶、成都、武漢、西安、長沙、合肥、鄭州等內陸省會城市的排位在顯著上升，顯示了其對流動人口的吸納在大幅上漲。
姜超團隊的《中國遷移人口跟蹤》報告也顯示，二線城市、中部地區人口增長較強。天津、長沙、鄭州、武漢、銀川、廈門最近三年的常住人口累計增幅在5%以上。從非戶籍人口比重來看，人口凈流入最多的城市均為全國或區域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大多位于珠三角和長三角，除了4個一線城市，還包括8個二線城市和8個三四線城市。其中，廣東有5個，分別是廣州、深圳以及毗鄰的東莞、中山、惠州，并且東莞外來人口占比高達75%，深圳、中山也都超過50%，江蘇有4個，為蘇南的蘇州、無錫、常州和省會南京。
專家認為，這與產業布局調整有關。隨著國家產業布局的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逐步由經濟發達城市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一帶一路”的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的擴展也為一些城市帶來了發展機遇，城鎮化建設速度在加快，二三線城市的就業發展機會越來越多，區域經濟與周邊城市的互動會越來越頻繁，人口的遷徙也就隨之發生了變化。種種契機之下，不少二三線城市的就業需求得以增加，此時大力引進人才適時且必要。
“任何城市的發展都離不開人才的驅動，城市想要躋身一線就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促進城市發展。”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為，目前不少二線城市正在迎來發展的新機遇，這為它們釋放“政策大禮包”增加了底氣。
外來人口：資源還是負擔
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歷史表明，人口大規模流動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一個處于城市化快速增長階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的國家，人們在較多就業機會、良好生活預期、先進城市文明等因素的引導下，會“用腳投票”，在不同區域、不同產業、城鄉之間大規模流動，從而促使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向現代城市社會，完成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2016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7.35%，已進入城市化快速增長時期，大量的流動人口推動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加快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城鄉要素流動，受傳統思維及戶籍制度等的制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涵蓋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的統一規劃，造成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村流人城市人口的融入困難，也對城市管理帶來了各方面的挑戰。大城市病是因為人口太多造成的這一想法，直接導致大城市出臺控制人口規模的公共政策。
一個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是有限的，人口集聚增加了城市治理的難度，產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擁堵、治安混亂、公共服務供給短缺、空氣污染、環境惡化等，以及城市規模太大帶來對社會穩定的挑戰。這些壓力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較為排斥大城市人口進一步集聚。這是2013年末以來分類管理城市規模、“有序”城鎮化的背景。2014年，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嚴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鼓勵人們向中小城鎮轉移。對于京滬一線城市“趕人”政策，贊成者如是說。
反對者認為，水資源、土地供應、交通環境等客觀因素的緊張可以通過技術與管理得到改善，以資源和環境來計算人口承載極限，往往經不起推敲。“大城市病”的確日益突出，但人口太多只是替罪羊。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直言城市承載力是個偽命題。當大城市在資源供給、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恰恰因為政府部門當初對于人口增長的趨勢缺乏科學判斷造成，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增加城市的資源供給、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這些短時期內不可能取得成效。
在今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表示，對于人口的涌入，一線大城市一直采取用擋的辦法，這是擋不住的。這是目前這個階段城鎮化發展的一個規律。有些城市人口還在大量地流失，有人愿意到你這個城市來，應該是非常幸運的，估計若干年以后，各個城市都是要爭人的。
有評論認為，某種意義上，一線城市正在犯錯。當然，它們也有底氣犯錯。但如果持續趕人，由于大城市生育率較低，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純靠“外地人”，城市年齡結構將劣化。以上海為例，如果上海持續趕人，人才引進門檻高，那么20—60歲之間的勞動人口減少，老齡化相當嚴重，將成為一座又富有老的城市。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復旦大學客座教授陸銘，以北京要建設世界城市目標、上海追求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對標全球公認的一線城市紐約、倫敦分析認為：
紐約：截止2008年，36%的紐約人是在美國之外出生的，48%的紐約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
倫敦：2011年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國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種英國人比例從2001年的58%減少到45%。
而現在中國非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達到了40%。我們一直在說“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說，在紐約和倫敦的外國人就太多了。
他直言，在中國，如果要建設一個全球的一線城市，且不希望我們的人口結構未來變成紐約、倫敦這樣，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大家會相信這個假設嗎？如果真的想讓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廣州這樣的城市能引領中國，代表國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臺競爭，你首先要吸引的是來自于國內外的最頂尖的人才，這首先就會體現在城市的人口結構上。“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今天離建設全球城市的這個目標實在太遠了。”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表示，過去，很多城市把外來人口當作洪水猛獸，希望用各種限制要把外地人擋在門外，隨著人口紅利的減退以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城市的主政者才紛紛意識到，外地人不是城市的負資產，而是城市發展堅定的正面力量。他認為將人才補貼的門檻降低為本科生，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要知道馬云、馬化騰、丁磊在創業之初就是一個個普通大學生，像深圳、廣州、長沙這種普惠度高的人才政策很可能會惠及到未來的馬云。
陸銘還表示，現代城市的發展需要低技能勞動者和高技能勞動者之間互相協作，也就是說，一個城市吸引的大學生越多，越需要有低技能勞動者跟他們去配套。如果把一些福利都跟高技能勞動者掛鉤，那就忽略了對低技能勞動者的吸引力。低技能勞動者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從降成本的角度來講，有利于降低城市的勞動力成本，提高城市的競爭優勢。換句話說，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各種各樣技能的勞動力，只要能夠在這個城市就業，他就為這個城市在創造價值。我們應該向充分尊重各種技能勞動者價值的這個方向不斷改革，最終實現人才或者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加有效，而且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