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五奶奶是一個地母一樣的人,一頭花白頭發、紫膛色的臉,非常樂觀、堅強,善于自嘲。她的家就是我們梁莊的新聞發布中心,村里的留守婦女、留守兒童都會聚在這里談論各種各樣的事情。
五奶奶說話高腔大調,但當講起孫子在村莊后面的湍水河里淹死這件事時,她的語氣是飄忽的,即使過去了那么多年,她還是無法面對這個事實。2011年,我做《出梁莊記》調查來到青島,這是五奶奶的小兒子,那淹死的孫子的父親打工的地方。我在那兒住了七八天,跟我嬸子一起睡,我發現她每天晚上都睡不著。一天,我說:“嬸子,我們聊會天。”她第一句話就是:“自從寶兒死了之后,我晚上12點前就沒睡著過”。這句話好像擱在她心里隨時要說出來,卻從沒有機會去說。她給我講了許多寶兒的事情,說在兒子死之前就有預感:一天晚上,蚊帳外黑壓壓的一層蚊子,她覺得壞了,家里要出事了。果然沒過幾天,老家打來電話,說孩子不行了。我叔叔怕她太激動,就打電話讓把孩子先埋了。等她回家,發現孩子已經埋了,就打我叔叔,說你怎么這么狠心。五奶奶跑過去抱住兒媳婦的腿,哭著說“對不起,我把孩子給弄丟了”。這讓我非常震撼!因為我在梁莊的時候,五奶奶并沒有給我講這個細節。
“鄉村”是一個緯度,“農民工”是另外一個緯度。五奶奶的大兒子在北京順義打工已經近20年了,大兒子的兒子,也就是五奶奶的大孫子,在北京干裝修,有輕度憂郁癥。五奶奶二兒子的孩子在廣州打工時和一個女孩談戀愛,女孩子突然消失,致使他精神受到了刺激。五奶奶的幾個孩子雖然分布在北京、青島、廣州等城市,但即使在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他們在城市的待遇并沒有真正改變。
可以說,五奶奶這個普通農村家庭的故事幾乎承載了中國現代化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的所有問題和痛苦。“現代化”帶給鄉村的不只是“文明”、“進步”,同時還夾雜著“暴力”、“掠奪”。這也正是今天我們反思中國城鎮化的根本原因。
這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遭遇反映出了什么問題呢?我認為,首先是鄉村問題。這分為幾個層面:一是“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二是鄉村自然環境破壞問題。五奶奶的孫子為什么會淹死?他是被挖沙所形成的巨大漩渦激死的。三是鄉村空置化對于倫理、傳統文化生活的破壞。如果用兩個詞來描述鄉村,一個是“新生”,一個是“廢墟”。一方面是經濟的新生、道路的新生,另一方面是情感的廢墟、文化的廢墟。尤其是孝道,這在中國農村已衰落到讓人難以相信的地步了。但這一狀況所產生的原因又非常復雜,與整個時代精神的墮落、生活的分離、成功學法則、鄉村道德結構破產都有關系,不能簡單歸結為農民倫理的衰退。
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位經濟學者聽完我講的這個故事后反應非常激烈,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出現各種問題無可厚非。言外之意是我太感情用事了。在聽他鏗鏘的語言時,我陣陣心驚,他的邏輯如此強大,我幾乎要認同他,是啊,我們要發展,就要有犧牲,我們要與世界接軌,就必須如此。但是,在最后,他也提到,當年文革他父親非要把祖母的佛龕燒掉,祖母非常難過,今天想起來,他依然能感受到祖母的痛。
問題就在這里,我們為什么會忽略祖母的心痛?她的心痛難道不是重要的事情嗎?她喜歡這個佛龕,能夠從中找到生命的慰藉,保家人平安,為什么不可以保留?如果我們為祖母的疼痛而疼痛,尊重祖母進而尊重她所看重的倫理、親情、長幼、信仰、傳統,也許,那一場文化革命就不會那么堅硬和失控,也許,我們的精神就不會如此貧瘠。
今天我們也正處于這樣一個重要的節點上。和當年那位祖母的遭遇一樣,五奶奶的悲傷、眼淚從來沒有被重視過,一個年輕的母親在夜深人靜時候的心痛從沒被重視過,她孫子的憂郁癥、精神分裂從沒被關注過,因為他們都被列為必然犧牲的那一部分人中了。
我并不反對城鎮化,一個生存共同體要想健康生存,必須有多個空間,有鄉有鎮有城,這樣生活才更豐富,人才有個性,文化才有個性。我們要發展城市,并非要摧毀鄉村,應該去尋找各美其美的可能性。我所反對的是那種摧枯拉朽式的、要求任何個體都必須犧牲自我俯就總體要求的城鎮化。高速推進的時代,相對應的必然是急速的摧毀。對于這種摧毀,我覺得應該持有高度的謹慎和警惕,要有反思,要有歷史的眼光。
拿我們的城市發展為例,無論南方北方,千城一面。當我們說我們是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時候,環顧四周,我們還剩下什么?就連那看不見的文化、傳統、禮儀,也幾乎剩不了多少了,有的只是即時的“現在”。要知道,不尊重傳統、歷史,不尊重時間、空間,不尊重賦予我們充實和美好的親人和情感,我們只會越來越粗鄙、蠻橫、無情。再看看我們的城。拆除后的建造基本上是超級商場、高檔小區、主旋律大道,光鮮的、時尚的、凜然的,為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服務的城,那些平民呢?那些溫暖而平實的日常生活呢?我問在西安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堂哥為什么不在西安買房?已經攢有上百萬的他說:“為什么要在這兒買?人家不要咱,咱也不要它”。這句話很簡單,卻是一天天的生活經驗塑造出來的情感,它不是像所謂的“農民不適應城市生活”這樣簡單的判斷,而是對我們的城不是一個包容的、富于彈性的空間的表達。
因此,當我們在談城鎮化的時候,當我們在以發展、國家富強、現代文明為名義摧毀村莊、建設城市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把祖母、母親的痛考慮進去?當在對付那些抗拆民眾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更應該看到他們眼里的驚慌?他們對老屋前的樹、對村后祖墳的留戀?對自己那片土地的依賴?
在此,我想說,城鎮化進程中可不可以少一點堅硬,多一點疼痛?因為有疼痛才有尊重,有尊重才有敬畏,有敬畏才有可能以善良平等的心去面對他人和這個時代。以發展、強國之名把自己鍛煉成鋼鐵人,最終,我們失去的是一顆顆體會家、愛、尊嚴和情感的心靈。在城鎮化仍在快速前行之際,希望不只是政策的完善和規劃的完美,希望我們能夠慢下腳步,去看看我們的祖母、我們的母親,了解她們在想什么,看看她們眼睛里蘊含的悲傷、痛苦,也許,她們的痛苦正是中國的眼淚,對她們的尊重正是對我們的文化和個體生命的尊重。唯有如此,城鎮化才是人的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