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必然最先遇到障礙,不是特區的順德卻勝似特區,因為先行,所以不斷地先期嘗到改革的滋味。1987年,順德率先對鄉鎮企業放開搞活,因此率先遇到產權不清的矛盾。20世紀末率先建成了一鎮一品的工業重鎮,也就率先嘗到了半城市化的苦澀。
“可怕”之處何在?
但是順德總是表現出它的“可怕”,“可怕”之處何在?執著而樂觀:這是一群生于斯長于斯的人,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家園,他們敢想,敢于面對矛盾和困難。因為是為自己的家園著想,他們不大顧及條條框框的約束。在中國其他地方,從政的人信服“誰大聽誰的”,但順德會較真兒,會認死理。認死理兒就難免會撞墻,可是在順德,你很少聽到干部和企業家發牢騷,順德人看準了的事就會埋頭去干,哪怕頂著政治風險。據說在1993年產權改革的時候,順德市委常委會的會議記錄,只有集體決定,不記個人意見。開大會前先清場,一防記者、二防學者。這樣的團結一心,求一個人間正道的大無畏精神,是何等可貴。勇于和高手過招:順德人心中無私所以辦事無畏。在中國與新加坡還沒有建交的20世紀80年代里,中國人憑簽證只能在新加坡一次呆24小時的時候,順德的地方官可以大膽地問新加坡來訪的首腦:“吳總理,我們可不可以來新加坡考察”?
勇于“吃螃蟹”:只要是認準了的事,有利于發展經濟的事,順德人就想去試,就想去干。例如產權改革,在順德人看來是舍此無他的唯一正道,在外人看來是犯了大忌的事。順德人沒有那么多的禁忌,是天生的思想解放派。順德是一個鄉土社會,但行事的風格具有企業家精神,什么事情看準了干起來再說。按照學者的習慣,凡事先要想周全,“預則立”。但是企業家不同,看準了大方向就干起來,進一步才會海闊天高,才會知道背后的問題,才會繼續解決新的問題,事業也就在不斷解決新問題中深化發展。積極的謙虛:順德人為人隨和,但是隨和的背后是主見;順德人行事低調,但低調之中干大事、干成事。順德人的謙虛是一種包容的表現,自信的表現。只有和順德人打交道長了,方能體會到順德人那種積極的謙虛,是一種多么好的心態。
創新的務實:順德人不善言辭,特別是當講普通話的時候,順德人會因為發音不準而顯得特別訥于言,其實,順德人思維敏捷,會迅速把握事情的關鍵。北方人所說的“忽悠”在順德人面前都難奏效,順德人認準的事,也是九牛拉不回。順德的務實并非守舊,在順德的文化中有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用一位順德干部的話說就是:“積極而謙虛,創新而務實”。
彷徨之后的再次發力:順德的“可怕”還體現在,當每一次短暫的駐足和彷徨后又能順勢而為,找到新的方向和動力。快速的工業化不僅為順德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而且孕育了無數“順德制造”的知名企業。這一切在時任佛山市常務副市長、順德區委書記(兼)陳云賢看來,無疑是天賜良機。作為廣東金融證券領域的研究者和實踐者,陳云賢到珠三角制造業聚集的佛山任職工作,這種安排本身就為順德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
在某種意義上,陳云賢主政順德給本地帶來的最為重要的就是“資本經營”的意識和理念,順德也是他提出的“政府超前引領服務”的發源地。在“郎顧之爭”最激烈的2004年10月,陳云賢義無反顧地推動順德企業的上市工作。對于資本運作概念較為陌生的本地民營企業來說,闖進資本市場的大海,是一次洗禮和新生。2007年4月,碧桂園在香港掛牌上市,年度中國首富花落碧桂園大股東楊惠妍。順德神話在陳云賢這位“資本書記”的助推下得以繼續書寫和演繹。順德人就是這樣的一個聰明、機智、率真、包容的民系。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城市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發現,與順德人交往的時間越長,對順德的疑問也就越多。這是一方令人好奇、激發探究欲望的水土。說是順德人“可怕”,不如說順德人可愛,可敬。說順德人“可怕”的時候,我們在自責,為什么我們也人活一世,做不到順德人那么“可怕”?說順德人“可怕”的我們,應當為自己的世故、畏難、為逃避尋找遁詞而感到羞愧。假如有一天,中國人都活得像順德人那樣從容、樂天、積極達觀,順德人就不顯得格外的“可怕”了。
在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30年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輝煌成績和成功經驗的時候,誰也無法撇開珠江口西岸的順德。從2000—2003年,順德一直蟬聯全國百強縣的榜首,成為中國各地縣域經濟的模范和標桿。2006年,順德的GDP超過1000億元,成為中國首個GDP超過1000億元的縣級行政單位,比同年的西藏、青海、甘肅、寧夏、海南等省級單位還要高。順德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點是發展工業經濟。在缺少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優惠政策的情況下,順德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種優勢和條件,憑借順德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魄力、開放務實的革新態度、扎實苦干的創業精神,闖出了一條中國鄉村工業化的成功道路,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地區向現代工業制造業重鎮的蛻變。
與珠江東岸通過國家力量推動建立的深圳特區有所不同,珠江西岸的順德雖然同樣“先行一步”,但卻自始至終帶有濃厚的“草根”氣息,這是一種難得的活力。改革開放30年,順德并不像深圳那樣獲得一次又一次來自國家層面的政策傾斜,而是通過一次次自下而上的民間變革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提升和再造,遵循市場的起伏而變化,創造了工業化發展史上的奇跡。當固若金湯的計劃經濟壁壘由于種種原因被劃開了一條縫隙,積蓄良久的發展沖動被立刻激發,迅速蔓延并一發不可收拾。
著名經濟學家高尚全說:“如果說中國農村改革的代表是安徽小崗村,那么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中國企業改革的代表其實是廣東順德!”產權改革中頗有爭議的口號“靚女先嫁”就是順德人發明和叫響的,現在看來已經習以為常的體制,在當時的時代語境下可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尤其是涉及國有資產流失這樣“上綱上線”的重大問題,沒有十足的勇氣和信心以及行之有效的智慧策略,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關于國有資產是否流失的問題,順德一位當年經歷過產權改革的干部認為,“事情需要辯證來看,看似私有化的過程,實際上整個社會的資產和財富并沒有減少,只是改變為另外一種存在形式,產權界定清晰以后,企業的權責利更加明確了,有了進一步做大做強的可能性,但在那之前的情況是企業盈利了算自己的,虧損了由政府承擔,這樣根本無法長久維持”。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兩度親臨順德視察。1992年1月29日,鄧小平南巡視察到順德時,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他強調說,“不發展民族工業,外國人就會欺負我們,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窮了幾千年,再窮下去就沒有地位了,不改革就死路一條”。順德人的“不安分”與鄧小平在當時倡導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膽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形成了暗合。
工業化的急先鋒
北滘是珠三角鄉村工業化的急先鋒。在國內,北滘的名氣肯定沒有美的和碧桂園響亮,一般人也很難知曉三者的關系。但就是順德的這個小鎮,成就了上面兩個如雷貫耳的企業和品牌。其實在順德眾多鎮街中,北滘的表現從一開始就與眾不同。美國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在他描述改革頭十年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中寫道,“順德縣在省內以其鄉鎮企業的成功而聞名,可以作為說明鄉鎮企業發展的范例。順德縣的所有14個鎮在80年代中期都比較繁榮,又以北滘鎮的企業辦得成功。
1987年,北滘鎮擁有7.5萬人口,其中5.8萬人住在農村。另有1.5萬工業工人,其中約有1.1萬人在鎮政府所在地做工,另外4000人分布在鎮內19個鄉的企業中”。順德人用“搖頭擺尾”形容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產業狀況,所謂“搖頭擺尾”是對電風扇和塘魚形象化的說法。北滘的白色家電產業就是從這搖頭的電風扇開始逐步發展壯大的。
當時,北滘被稱作“風扇城”,那里出現了眾多從事風扇生產的社隊企業,其中最早和最有名的是成立于1978年的北滘裕華電風扇廠,早在1975年,裕華電風扇廠的前身北滘電器塑料廠,就試制成功梅花牌9英寸金屬臺扇。裕華的老板區鑒泉也屬于順德那種“不安分”的人,在當時可謂改革初期的弄潮兒,十足的傳奇人物。在林德榮的《可怕的順德:一個縣域的中國價值》一書中也有這樣一段記錄:據說,在1984年,區鑒泉就拿著一臺由塑料代替鋼材、叫“鴻運扇”的新式電風扇找到當時的順德縣商業局,要求幫助銷售。商業局向區鑒泉要了6臺這樣的“鴻運扇”,派出銷售員分赴全國各大城市推銷。區鑒泉拿著商業局給的75萬元現金去開發“鴻運扇”模具,迅速組織生產,市場齊聲叫好。到1987年,裕華電風扇廠的產值已經過億元,坐上了中國鄉鎮企業的第一把交椅。在這一年評出的全國百位優秀農民企業家名單中,區鑒泉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
那時的美的雖然也初具規模,但遠不及裕華那樣聲名遠播。美的最早也是脫胎于北漂一家社隊企業,是何享健帶領23人在1968年集資5000元成立的,從1981年11月開始改名為順德縣美的風扇廠,開始生產臺扇。誰也無法想象這樣一個社隊小廠日后能夠成長為中國最大的小家電制造企業。到1991年,整個順德已經擁有了21家規模電風扇廠,產值將近19個億,銷量占國內市場的25%、美國市場的30%、加拿大市場的60%。成為全國名副其實的電風扇制造基地。
從裕華和美的的起步看,北滘鄉村工業化的過程也與鄉鎮(社隊)企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本地鄉鎮(社隊)企業在鄉村工業化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傳統農業地區發展工業除了需要具備一定的基礎和條件外,比如大量農業富余勞動力、適合工業發展的土地、外部的市場需求等,其他政策性因素或者說基層政府的態度和行為就顯得尤其重要,特別是在鄉鎮(社隊)企業發展起步的早期。試想如果沒有商業局的75萬元作為“鴻運扇”模具的開發費,也許就不會有裕華的輝煌。北滘早期的社隊企業如果沒有基層政府“紅頂子”的保護,也許只是曇花一現,也就不可能成就美的這樣日后中國白色家電領域的龍頭企業。傅高義也認為,“小珠三角洲地區的基層干部大多在鄰近香港的本地生長,懂得如何利用廣東的開放政策,并且他們對自己的小社會有共同的認識,對歷史有共同的了解,對未來有著共同的責任”。
北滘于1959年從陳村、沙兩社劃分出來并組建人民公社;1983年12月改設區公所;1987年2月撤區設鎮。建制以來,北滘人憑借艱苦奮斗、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在改革開放大辦工業、成為家電重鎮之前,北滘也和全國許多鄉村一樣從事著傳統農業生產。據查,1962年北滘工農業總產值僅為836萬元,其中工業產值為225萬元,不足農業產值的一半。在“以糧為綱”的六七十年代,作為順德重要糧食產區的北滘,也曾為國家、為順德作出過重大的貢獻,每年上交糧食1100萬斤,占當時順德上交糧食任務的三分之一。北滘工業的起步大約可以追溯到1978年,這一年全鎮的工農業總產值3833萬元,其中工業僅占45%,也是這一年裕華生產出第一臺九時電風扇。到1985年,北滘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4億元,其中工業所占比例上升至85%。在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北滘積極主動,充分利用各種資源,成效明顯,經濟發展居整個順德前列。
現代地方經濟的運營,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謀略。順德能夠在短短30年時間里,成為全國乃至世界重要的白色家電、家具、燃氣具和日用品生產基地,除了“先行一步”的魄力外,還與其能夠因地制宜、量體裁衣地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主導產業息息相關。順德的特別之處還在于,在其縣域內并沒有“規劃”什么主導產業,而是以各個鎮街為主體,充分發揮它們的自主性和尊重它們彼此的差異性,在順德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一鎮一品”格局。30年后的今天,順德的各個鎮街都承擔著與自身行政身段不相稱的經濟體量。也許全世界沒有多少人聽過它們的名字,但由這些專業鎮生產的各種商品卻已經滲透到他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貿易的舞臺因為中國專業鎮的參與而顯得異常豐富和多元。
順德的鎮域經濟各具特色,呈現出工業強鎮、商貿重鎮和特色專業鎮協調發展態勢。2008年,順德10個鎮(街)中,有8個規模以上工業產值突破100億元,其中容桂、北滘的規模以上工業產值超過1000億元。9個鎮(街道)被授予產業區域品牌,大良被授予“中華餐飲名鎮”,倫教被授予“中國木工機械重鎮”和“中國玻璃機械重鎮”,陳村被授予“世界盆景賞石博覽之都”、“中國花木之鄉”和“中國機械裝備工貿名鎮”,北滘被授予“中國家電制造業重鎮”,樂從被授予“中國家具商貿之都”、“中國塑料商貿之都”,龍江被授予“中國家具材料之都”、“中國家具制造重鎮”和“中國塑料建材產業之都”,均安被授予“中國牛仔服裝名鎮”,勒流被授予“中國滑軌產業基地”、“中國鉸鏈產業基地”和“中華美食名鎮”,容桂被授予“中國家電模具城”和“中國品牌名鎮”稱號。在中國東南沿海,有數以百計像北滘這樣的“小老虎”。
它們從市場中沖殺出來,從不尊奉計劃經濟下的產業布局,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氣概,挑戰國營企業工業與商貿業布局的一統天下。溫州樂清的低壓電器、河北白溝的箱包、義烏的小商品市場、南海西樵的布料市場、廣東北滘和容桂的家用電器、樂從的世界最大家具市場、中國最大鋼鐵市場、廣東最大的塑料市場,人們耳熟能詳,但在這些專業鎮中有多少成為有魅力有趣味的城市呢?畢竟車水馬龍的生產基地與樂業宜居的小城之間還是有本質的區別。這些專業鎮無一例外都是在工業化的大潮中,通過市場經濟發展壯大起來的,而一座城市哪怕再小也有賴于公共經濟的哺育和滋養。30年工業化形成的“一鎮一品”能否在下一輪城市化的進程中再次出現?眾多專業鎮能否順利涅為無數的魅力小城?這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次機緣。
城市化的落伍者
經過30年工業化的洗禮,順德及其下屬的各鎮和各街道都更加感到這種粗放型的工業發展模式帶來的諸多弊端:工業獨大帶來產業不均衡的結構性風險;傳統制造業產品利潤遞減;快速工業化沒能帶動城市化的同步發展;資源環境的過度消耗導致的可持續發展危機等。當然這些問題都與順德工業化進程如影相隨,地方政府也在積極通過各種方法和手段加以應對和解決。但綜觀發達國家工業轉型的歷程,順德的這一次轉型升級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樣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鑒于順德經濟發展相對于中國整體平均狀況具有的一定超前性,其眼下所面臨的問題很可能成為其他后發展地區今后將要面臨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我們關注順德及其鎮街的局部性探索和努力則顯得意義深遠。因為這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之中典型、鮮活而又艱難的一個標本案例。
雖然北滘鎮在順德乃至珠三角鄉村工業化的過程中顯得異常奪目,但如此迅速的工業化速度也給北滘帶來了諸多“消化不良”——西方國家工業化的百年經歷,順德只用了大概20多年的時間,因此開篇提到的那些問題,作為鄉村工業化的急先鋒,北滘與它們更早地不期而遇。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城市化研究所課題組在為北滘做城市和產業發展戰略咨詢時,曾經指出“在集體經濟和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家電產業不斷壯大、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背后,北滘經濟發展存在‘三個畸大’的問題,即工業畸大、家電畸大、美的畸大”。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城市化研究所2007年提出的《北滘城市及產業發展策略報告》中分析道:
首先,第二產業占絕對主導地位,不管是總產值還是產值比重都在全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順德第一次經濟普查數據,北滘地區生產總值居全區第三名,占全區地區生產總值的12.58%,僅次于容桂和大良兩鎮,其中第二產業增加值為846578萬元,居全區第二名,僅次于容桂。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二產業在北滘的經濟體量中居絕對的主導地位,2005年三次產業比為:2.2:79.2:18.6,第二產業的比重遠遠高于全區水平(62.1%),高出第二名倫教(77.9%)1.3個百分點。
其次,家電產業成為北滘最大的工業門類。家電重鎮的地位決定了其在北滘工業門類中成為絕對的優勢門類,自“中國家電制造業重鎮”區域品牌落戶北滘鎮以來,“北滘家電”產業競爭力持續增強,并有效地帶動周邊產業如金屬材料、機械裝備等新興產業迅速成長,進一步強化了家電在工業體系中的重要性。第三,在家電企業中,又以美的為龍頭,造成單個企業獨大、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面。在2007年7月公布的廣東工業50強名單中,美的以52l億元的營業收入名列第七位,2006年,美的產值在北滘屬地為460億元,占本地工業總產值的60%左右。隨著美的微波爐的擴容和美的總部在北滘新區的設立,無疑,“獨大”局面仍將繼續。從北滘當時的發展現狀看,其經濟存在一定的結構性風險,而從長遠發展看,北滘面臨“產業土地雙重約束”,“服務功能明顯滯后”等瓶頸。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產業發展在初級階段緩慢壯大,到了加速階段增速變快,在產業發展到了后期階段,將迎來長時的平臺期。家電行業也不例外,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小家電生產正在或已經越過了加速階段,進入低利潤的后期階段,在走向高附加值、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家電產業發展階段之前,其對于北滘發展的動力依然存在,但是增速可能放緩,帶動性將趨于“飽和”。而作為經濟發展必備的土地要素,北滘也出現了捉襟見肘的問題。集約化水平低,后備資源不足嚴重制約了北滘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在北滘境內,除北滘工業區進行過合理規劃,其他大量村集體工業區土地利用粗放,缺乏統一規劃和長遠考慮。
除此之外,第二產業獨大也折射出北滘第三產業過小、城市服務功能明顯滯后的尷尬。自1996年以來,北滘的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一直在20%左右徘徊,2005年也只有19%,不僅低于全區的平均水平(36%),更遠遠低于大良(71%)和樂從(6l%),僅比第三產業比重最低的倫教高兩個百分點。在2007年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
圳)城市化研究所課題組實地調研過程發現,城市經濟發展的滯后已對當地企業產生了不利影響。企業反映的主要問題有:
(1)居住環境不優,購物、娛樂、文化環境和實施匱乏;
(2)酒店設施不足,接待工作不得不放在大良(新世界、仙泉)、陳村(新君悅)、碧桂園度假村;
(3)由于“不方便”,很多客人不在當地停留;
(4)由于“不像城市”,每年“大假”后,一部分人“就沒回來”。
從北滘城鎮面貌給人們的直觀感受看,這里只是一個放大了的生產車間,除了廠房還是廠房。從城鎮形態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脫軌和時間錯位,使得北滘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城市的機理和功能并沒有因為工業化而獲得同步發育。與國內很多工業化地區相似,作為珠三角產業重鎮,北滘的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進程。作為體現城市經濟特征的第三產業,在過去13年中比重呈下降趨勢,以餐飲酒店、文化娛樂、旅游休閑、超市購物等的城市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后,伴隨而來的是本地居住人群消費需求無法釋放,城市缺乏其應有的活力。
城市化中落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順德在珠三角地區相對遠離特大型都市。城市學者、四川大學教授何一民發現,小城市與周邊大城市的關系通常經過“孤立”一“依附”一“共生”三個階段。盡管自古以來順德從水路可通達港澳廣佛,但畢竟要假以時日;改革開放以來順德趕上了國道經濟,沿105和325兩條國道崛起了兩條工業化走廊;但是高速公路時代又把順德甩出了快車道。直到2010年,改革開放第30個年頭,順德境內還沒有一個高速公路的出人口。本書作者曾經從虎門大橋驅車順德,沿途拍了不下20張路牌,沒有一張標出順德的方向,不識路的人怎么找得到順德呢?遠離特大型的都市,借不上大都市輻射之力,順德便只能是“順德之順德”。這便使順德處于一種“孤立”發展的狀態。相比之下,東莞、南海發展酒店、會展、渡假村風牛水起,帶有明顯的“依附”特點。2011年,順德的對外交通明顯改變,從虎門大橋一路走高速,路牌上不僅標出了“順德”,還標出了“陳村”和“北滘涪”。順德能否意識到這種改變,主動融入廣州、融入廣佛大都市圈,從“孤立”跨過“依附”,走向“共生”,與廣佛共同營造一個大都市圈,扮演好大都市圈內一連串富有特色的中小城市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