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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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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報告時，要求京津冀要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模式，把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這一歷史新高度。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3個月的時間里，據內部掌握消息和公開報道，圍繞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近期從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級官員調研日程表上圈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地——京津冀。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考察河北，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半月內兩次考察濱海國際機場，高度及有密度的考察工作，都預示著京津冀一體化正在有序加速啟動。
如何使京津冀協同發展建立起科學長效的機制，真正實現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近期見諸報端更多的是天津、河北的許多城市正在為承接北京功能疏散和產業轉移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我們不禁要問：承接首都資源，你準備好了嗎？
頂層設計待字閨中？
在有關京津冀一體化規劃中，最吸引眼球的莫過于在河北保定設立政治副中心的傳言。不僅引發證券市場保定概念股3月19日大漲，而且使得關于首都部分機關、產業轉移的談論在坊間沸沸揚揚，并立竿見影地激起投資者的蜂擁而至，帶來保定房價短暫暴漲。3月21日，保定市長馬譽峰否認了保定將成北京“政治副中心”的傳聞。至此，保定熱炒副中心沉寂，投資者最終以被套終結。之后，唐山、石家莊、廊坊等均傳出聲音爭當首都經濟圈副中心，邯鄲希望做首都經濟圈南部副中心城市，而滄州也加入了副中心爭奪戰。各地對于北京副中心之位的爭搶開始呈現白熱化的態勢。“誰是誰不是，在頂層設計未出臺之前，這些說法都是沒有依據的。”河北發改委地區經濟發展顧問宋樹恩直言：“如果不做好頂層設計，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結果只能是以新的短期問題取代舊的短期問題。”宋樹恩表示，在頂層設計未出臺前，不應該出現大規模功能疏散和產業轉移。
然而，這并不能阻止各自為政的局面。繼保定熱炒首都副中心后，北京西城區和豐臺區在頂層設計沒有出臺前分別與廊坊、保定等簽訂了動批、大紅門服裝產業轉移的協議。
政府間簽訂搬遷協議的依據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市場又在依據自身的規律回應了政府行為。5月8日，豐臺與保定簽訂大紅門落戶白溝的意向協議。8天后，代表大紅門市場風向的八大市場又公開簽約廊坊永清。
政府間的協調和考慮并不清晰，產業方面的重復建設同質化競爭則很明顯。公開資料顯示，永清國際服裝城開建于2009年，投資800億元。而5月8日保定白溝又宣布投入巨資。對于上述現象，有專家直言：“正是頂層設計滯后導致各地在一體化推進中無所適從。”
在我國版圖中，京津冀土地面積僅占全國2%，但是總人口占全國的7.98%，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10.9%。京津冀地區已經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個最具活力的城市群。其發展直接關乎未來華北區域的整體競爭實力。那么，備受期待和關注的頂層設計方案到底進展如何？
4月9日，國家發改委發布消息稱：正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研究編制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規劃范圍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規劃名稱再次改變。從十一五的“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十二五的“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調整為“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規劃將根據編制工作進展的情況適時出臺。
5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就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正在緊鑼密鼓地編制，現在這項工作正在走向深入，前不久發改委組織各個部門按照綜合和專題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調研，已經形成了相關的調研報告。此前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區域規劃處副處長周毅仁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京津冀都市圈規劃方案目前已近尾聲，有望6月公布。”有關信息顯示，保定的“攪局”直接打亂了原本6月份出臺的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規劃。
事實上，類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概念，過去曾以不同方式出現。從1982年《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首次提出“首都圈”的概念，拉開京津冀區域合作的序幕。1988年，北京與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島、張家口、承德6市組建了環京經濟協作區。2001吳良鏞提出大北京規劃。2004年國家發改委召開京津冀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達成廊坊共識。同年6月，商務部和京、津、冀、晉、蒙、魯、遼7省區市達成《環渤海區域合作框架協議》。2006年京津冀區域發展問題被寫入“十一五”規劃，同年京津冀區域發展合作研究聯席會議在廊坊舉行，并且在該年，國家發改委開始編制《京津冀都市圈區域綜合規劃》……30多年來的各種規劃和設想不下十幾個，結果均無下文。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城市化委員會委員肖金成分析認為：城市間的產業布局如何協調、北京保留哪些職能分散哪些職能、北京分散出的職能由誰承接，都是接下來的博弈焦點，也是規劃協調的重點。
“現階段的合作需要中央層面的強力推進，建議京津冀三方共同推進建立由國家層面組成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委員會或者聯席會議。”北京市發改委5月初提出上述內部建議。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也表示，過去30年京津冀一體化難以推動的原因，在于“京津冀三地的主體關系復雜，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機制導致多龍治水；體制機制的制約和頂層設計的缺乏”，這也構成了本輪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寶貴經驗。他建議，建立國家層面的京津冀協調委員會以及穩定的推進機制；同時探索財稅體系改革的試驗區并建立首都發展引導基金，引導城市的功能與產業疏解。在頂層設計方案仍然“待字閨中”的同時，京津冀三地及其領導人在攜手合作推進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方面表現積極。
來自北京的信息顯示，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北京已成立以常務副市長李士祥為組長的區域協同發展領域改革專項小組。“確定了2014年9大類50多項推動區域協同發展的舉措，相關平臺涉及河北的就有20多個。”和北京一樣，天津、河北均成立了相當級別的專項小組。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在一次講話中要求各級干部：“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就好像是一臺大戲，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們就扮演什么角色。”
北京層面，得需要確定哪些需要疏散哪些需要轉移，天津、河北則如何做好承接的準備，避免產業雷同和區域惡性競爭。“要堅持規劃一張圖，堅決落實好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堅決摒棄在自家‘一畝三分地’打轉轉的狹隘思想。”周本順對河北干部做出上述要求。對頂層設計期盼的同時，也有專家提出，什么是京津冀一體化的主導因素，是政府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首都經濟圈的發展戰略，更多是要按照市場的辦法。“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這場國家戰略中，政府和市場如何發揮好各自的力量，可能是決定最終成敗的關鍵因素。”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如是說。
京津冀“瓶頸”知多少？
在承接北京轉移產業方面，河北的城市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然而，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看來，現在北京和河北之間的發展“鴻溝”相當明顯，其重要原因就是行政分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差距大。
僅以交通為例，近日中國青年報一則關于“女子家住燕郊北京上班母親連續4年幫排隊等車”的報道給予這一觀點有力的佐證：清晨5點半，跨越北京城區和河北燕郊的814路早班車開始發車。張紅英的手機鬧鐘也響了，54歲的她從床上爬起來，將前一晚泡好的黃豆倒進豆漿機，再把面包塞進烤箱，趁著機器工作的工夫，才去廁所洗了把臉，然后趕緊拎著保溫杯，下樓排隊。每天早上，至少4000人的上班族分別擁擠在混合著肉夾饃和煎餅味道的814路車廂里，去北京城內上班。等車隊伍最長時達到300米，但十幾位老人總能站在隊伍最前端。為了搶占這個有利的上車位置，他們天不亮就出門，可當公交車停在跟前時，這些人卻又側過身子，讓后面的人先上。他們在等自己的兒子、女兒、兒媳婦、女婿。為了讓兒女多睡十幾分鐘，能在上班的路上有個地方坐坐，這些老人提前到公交車站替兒女排隊……
據相關媒體報道，這種每天早上跨省上班的人在燕郊至少有30萬。而燕郊政府網上公布的人口數量是50萬，這意味著每天早上這座小鎮一下空了一多半，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許多父母像張紅英一樣，舉家遷徙到這個陌生的河北小鎮，照顧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但跨省上班、孩子上學、看病等問題隨之而來，構成了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的民生焦慮。與此同時，京通快速路被這每日往返的30萬人壓得喘不過氣，早晚高峰的堵車是“家常便飯”。很難相信，如此沉重的交通之下，在燕郊和北京之間，竟還存在一條懸而未決的“斷頭路”——京秦高速路。“斷頭路”不獨存在于燕郊與北京之間。在河北通往京津兩地，“斷頭路”總里程達2300公里。除了京津冀三地之間的“斷頭路”，一個地區之內的“斷頭路”也不鮮見。資料顯示，河北省內各個地方的“斷頭路”更多，加起來長達11200公里。另外，天津沒有直達石家莊的高
鐵，商旅人士往往選擇從天津到北京再轉河北。
此外，京津冀地區的北京、天津和石家莊均出臺了限制外地牌照通行的政策。新舊政策人為地把三地變成了一個個“孤島”！“一個在交通上都無法完全貫通的區域，又如何能夠實現高層次的一體化合作？”網友的追問令人深思！“交通‘腸梗阻’最大‘病因’是三地各有各的訴求，錢由誰出是大問題。”天津市發改委一位官員說，“天津機場已經是首都機場集團的成員機場，即便如此，機場內部資源分配還是割裂。”河北省一位官員說：“八通線地鐵到燕郊也就是十分鐘車程，但就是誰也不愿意去修。‘斷頭路’在河北和北京交界比比皆是！”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張占斌認為，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應該著力構建現代化的交通網絡系統，把交通一體化作為先行領域，加快構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聯互通綜合交通網絡。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也認為，接通“最后一公里”，三地政府之間做好規劃和協調，不能單單關注高鐵等“高大上”的項目，城際縣際“毛細血管”也應當疏通好。
據北京市交通委透露，京津冀三地已經開始編寫交通協同發展的規劃，計劃到2020年，初步建成“一環六放射二航五港”的交通一體化體系。按規劃，2020年將形成京津冀9500公里的鐵路網和主要城市1小時城際鐵路交通圈，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網和主要城市3小時公路交通圈。除了交通“瓶頸”，“全國人民上協和”“宇宙中心實驗二小”……戲謔的背后是各地公共服務的巨大差距。數據顯示，北京211重點大學數量約占全國五分之一，全國最佳醫院百名榜中北京獨占約三分之一，而天津和河北則相去甚遠。
面對首都功能分散、人口分流等核心問題，戶籍制度、縮小公共資源巨大落差是一體化繞不過去的坎。5月16日，在河北廊坊永清國際服裝城北京大紅門八大主力市場正式簽約落戶儀式上，一些商戶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搬到永清，我的孩子到哪里上學？這里醫院不如北京，我們看病怎么辦？
誠然，隨著京津冀城市之間人員流動日益頻繁，對于三地之間“居戶分離”的人來說，遇到的另一個現實不便則來自于異地就醫有“保”難“報”的藩籬。“如果要想真正促進人口分流、產業轉移，看病是個大問題。北京的優質醫療資源能不能在周邊人口、產業主要承接地設立分支機構，提高當地醫療水平，同時能不能實現異地就醫醫保即時結算？”工作在北京戶籍在河北的白領孔濤說。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華南城市規劃院院長胡剛說：“公共資源不均衡問題是很多人的后顧之憂，不把這個落差解決好，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疏散很難。”要真正用“經濟圈”替代“城市塊”，在環境，特別是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共建共享。”經濟學家馬光遠強調，所謂的一體化就是要拉平，京津冀如果要拉平，就需要把河北拉上去，“所以河北的發展我認為是京津冀是不是真正能夠實現一體化的關鍵”。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蔡義鴻認為，北京周邊地區在承接北京產業轉移上，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準備工作：“首先，你的生態環境承載力怎么樣，基礎設施配套怎么樣，交通、教育、醫療、人才儲備行不行。在承接的過程當中能不能把產業轉移和升級結合在一起，可能這樣更有利于河北的發展。對于北京來說，則應該大膽轉移更多優質資源。”
也有人提出，北京會把優質資源分散出去嗎？對此，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京津冀規劃咨詢專家周立群認為，現在情況不同了，三地在自身的發展中，都遇到了一個省市空間范圍內破解不了的問題：北京的發展已經受到了資源生態環境以及自身發展空間的極大局限，因此，它的很多功能要往外釋放、疏解、很多產業要調整或轉移，這成為破解它自身難題的一個突破口。天津，在經過近幾年的強勁發展后，也出現了資源不足、缺乏后勁的問題，尤其是優質資源和高端資源的不足。至于河北，一直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它面臨的主要問題除自身定位不清晰外，還受到京津兩大城市的磁吸，優質資源都被吸走了。近10年里，河北的發展戰略不斷調整，從借助京津兩個城市資源來發展，轉換為在沿海地區進行突破，也就是曹妃甸和黃驊的突破，但遇到的問題很多，許多預期沒有實現。目前河北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的壓力很大，尤其是重化工業的調整，單靠其自身實力難以自救。可以說，目前京津冀都有利用外部資源來為自己注入新動力進而支撐自身發展的強烈需求，三省市都認識到，不能再走傳統“競爭大于合作”的老路，只有合作協同、借勢借力發展、共建共享，才能破解各自的難題。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院長魏一鳴也直言，在一體化過程中，除了交通體系銜接不夠、區域產業結構趨同、區域發展不平衡、地域文化差異、人口眾多等“瓶頸”，長期以來，“各自為政”的體制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他指出，從當前的發展形勢看，各地已經不能只注重自己的GDP了。在他看來，此次習近平主席明確提出要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意味著京津冀三省市已經逐步成為“政策共同體”。
老板，你準備好了嗎？
在北京市向外轉移的產業中，一些優秀資源比如教育、醫療、科技等受到河北方面的熱烈歡迎，但對于一些高污染和落后產能，河北廊坊、保定的兩位市長曾先后表態：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產業，廊坊和保定也不能要。這一表態主要來自北京第一批外遷企業名單中，207家企業主要涉及化工、家具制造、建材、服裝紡織、鑄造等門類，并且大多為“三高一低”企業(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目前尚未有成功對接案例。這207家企業的境遇，代表了這些產業的集體尷尬。
“第一批外遷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這樣的企業到哪里都是負擔，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熱情不高。”承德市雙灤區工業和信息化局人士表示。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認為：“北京企業外遷是市場行為，政府部門在中間的作用是引導疏散。至于如何對接，地方政府有選擇權。”
記者還了解到，為推動三地一體化，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有一大批工業企業搬遷調整，但由于條件不具備、調整思路不正確，把企業總部和生產制造環節全部遷出北京，結果是很多高端人才在企業搬遷過程中另行擇業，很多企業嚴重“失血”，一蹶不振，最終消亡。此前的教訓或許也是許多企業仍在觀望的原因。不過，4月16日，凌云醫藥整體搬遷至河北武安的消息打破了企業外遷的沉寂。據悉，作為第一個從北京整體搬遷到河北的央企制造業項目，建成后將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實現廢氣、廢水、廢渣零排放。與在北京相比，可減少40萬噸二氧化碳、9000噸二氧化硫和1萬噸煙塵排放量，有利于改善首都及京津冀周邊大氣環境。為留住職工，北京凌云公司出臺了工資翻倍、輪休等鼓勵原廠職工隨項目搬遷的政策，一百多名北京戶籍職工將跟著項目搬遷到河北。
5月8日，大紅門所在地的豐臺區商務委與保定白溝新城管委會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以促進大紅門地區的批發、倉儲等功能向白溝新城轉移。5月16日，河北廊坊永清國際服裝城迎來了北京大紅門八大主力市場正式簽約落戶。據報道，8家市場共有商鋪9000多個，從業人員35000人，日常經營規模占大紅門地區商業市場份額50%以上。
“企業外遷實際上不應叫外遷應該叫轉移，北京產業轉移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已經到了必須做的時間節點。”北京方迪經濟發展研究院研究總監陳智國表示，從企業的意愿來看，基于成本的選擇，傳統產業、中關村的科技型企業，環保類產業為尋求更低成本需求，有轉移的意愿，而特色資源產業，如新能源企業更愿意接近原料產地，基于企業主動布局的因素，也會考慮遷移。
浙江溫嶺商會副會長徐日兵表示，與北京大紅門相比，遷往白溝的商戶們5年之內不用交商鋪租金，其它生活教育等成本也會大大降低，服裝批發價格將有望下探，會留給零售更大利潤空間，而這種優勢將會吸引更多的零售商。
事實上，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家早已布局河北。比如，河北的上市公司中不乏布局京津冀的企業，其中以榮盛發展、華夏幸福等房企最為典型。榮盛發展作為河北本地的開發商，在河北省的土地儲備約為500萬平方米，在廊坊、香河、石家莊和唐山等地都有所布局。而華夏幸福的產業園區模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京津冀進行的，以產業承接作為其項目主體。早在2010年進入河北永清投資開發國瑞生態城的北京國瑞興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章筍認為，永清地處京畿重地、環渤海經濟圈腹地、大北京戰略經濟圈的軸心地帶，區位優勢明顯，十分看好這里的發展。他表示，整個生態城預計總投資200億元，規劃建設運動、休閑、旅游、度假、觀光農業設施。
據統計和資料顯示，京津冀三地在10年前就已經形成自己的產業分布特征。河北省基本是以鋼鐵產業、煤炭產業、電力產業、輕工產業為主，即第二產業為主導；北京作為人力資本中心、政治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國際交往中心，使得人才大量集聚在此，主要做高端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圍繞它的教育、文化、科技這些核心資源來發展壯大產業；而背靠天津港，天津有非常好的工商業基礎、制造業基礎，雖然趕不上北京的高端服務業，但天津的先進制造業、科技成果的研發和轉化的加工環節具有優勢。
各項資料顯示，對于目前的北京，各種資源趨近飽和，為了更加優化經濟結構，則需要退出一部分行業，留出這部分空間繼續升級產業結構；對河北來說，接納一些行業的同時也是在升級，這會形成技術梯度。
“在北京，一些物流、批發產業，特別是一些區域性的物流、批發產業，需要逐步退出。因為北京地價高，人力成本也很高，交通本來就很擁擠，這種行業在北京是沒有比較優勢的。但河北來說，還需要大力發展物流、批發。如果把這個產業放到河北去，則能夠改變河北原有的經濟結構。當原來的鋼鐵、建材、石化、水泥等重化學工業，產能需要被抑制的時候，河北經濟需要新的增長點，一些區域性的服務業和原有的重工業相比，是更好的產業。”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說。
顯而易見，不論是北京分散資源，還是天津、河北承接首都資源，不論是企業家，還是各級政府都存在有“挑肥揀瘦”的心態，都在博弈。但擺在大家面前的事實是：北京分散各方面資源已成定局，這就意味著，分散的資源不能僅僅局限于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一些優質資源也會被轉移，其涉及面將很廣泛。對那些即將被轉移的企業、機構而言，應如何面對？是被動轉移？還是主動應對？顯然應是后者！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做到未雨綢繆：企業如何留住人才？如何解決轉移早期的困難，如子女上學、交通、醫療等？如何爭取更好的轉移扶持政策？如何用好產業轉移政策，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如何適應市場環境、開拓市場？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企業家們必須面對的問題，請問老板，你準備好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