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在近期召開的各地人大會議上，北京市政府明確表示要“切實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上海市政府也提出，要通過采取綜合措施，“嚴格控制人口規?！薄?/p>
北京、上海作為全國特大型城市的代表，最先并且最大程度地遭遇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產生的壓力。這種壓力如果處理不當，不僅大城市本身發展前景疑云重重，更嚴重的后果還在于，大規模人口全面發展所必經的城市化路徑，有可能因為示范不當而整體呈現方向性偏差。
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處在歷史性的轉折關口，主要體現在盡管存在日益高企的落戶門檻，但農村人口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依然極為迅猛地由鄰近中小城市迅速轉向大城市與特大型城市。其結果，喜的方面是，曾經長期人為制造身份割裂的城鄉戶籍分立制度，起碼在全國多數地區基本已不再構成挑戰性的課題；而憂的方面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口總量和結構問題越來越突出，“大城市病”乃至“拉美陷阱”的潛在可能性，迫使相關城市政府人口管理首鼠兩端。
以戶籍為基礎的行政管控手段，很難扭轉“大城市病”不斷加劇的總體趨向：
其一，倘就人口總量維度來看，大城市獨具的集聚效應、乘數效應使其得以幾何式增殖就業崗位（譬如中國的三大都市圈，以不足全國5%的土地面積，創造了40%以上GDP產出），由此再加之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公共服務極化現象，因此人口加速向大城市單向度流動，不僅合乎個體理性，而且也是勞動力與資本優化配置規律使然。
其二，倘就人口結構維度來看，當下大城市的人口管控無不暗含“迎優驅劣”政策意圖，但問題是，歧視性的戶籍壁壘在勞動力市場存在顯著分層模式的情況下，效果往往適得其反，因為戶籍壁壘對于競爭性不強的低端就業崗位，影響相對較小，真正受到干擾的，反而集中在需要較高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高收入行業。例證如：種種數據表明，近年來大城市中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外來人口，其工資水平反而越快地趨近本地居民。
在遷徙自由不可能再被逆轉的今天，人口流動終究歸根結底由個體經濟理性所決定，因此，這就要求決策者必須意識到，“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因為大量人口的跨地區流動，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小城市就業機會不足，且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當然，改變這種狀況除了要靠中小城市加快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步伐，還要依靠中央主導下的地方均衡發展戰略有效引導，以及大城市地方政府以開放的心態，通過更大力度的“引進來”、“放出去”，更好地發揮龍頭帶動及輻射、反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