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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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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助協(xié)議書上摁手印時，王秀青的手有點顫抖，差點把印泥盒子摁翻了。昨日，為井底人王秀青的三個孩子提供上學(xué)資助的匿名公司送來第一筆資助金12000元。其中7000元為三個孩子的助學(xué)金，時間至明年1月，后續(xù)助學(xué)金將根據(jù)時間到位。北京朝陽麗都飯店附近，王秀青和多名為生活所迫的打工、拾荒者常年在熱力井下居住，其中王秀青在井底一住10年。（新京報，12月10日）
通過媒體報道，“井下蝸居”一族為人熟知，社會對大城市“漂泊一族”的生活之艱辛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這些“井居蝸居”者有的長達20年，在媒體報道前，知道他們生存狀態(tài)的人并不多，更談不上關(guān)注了。媒體對他們“穴居井下”的生活狀態(tài)以及家庭境況進行披露，揭開了這個獨特群體背后的艱辛。媒體報道后，或許出于安全考慮，相關(guān)方面將那些廢氣的熱力井進行“封堵”，以及稍后的對“井居者”的幫扶救助，都引發(fā)了社會熱議。
如今，京籍“井居人”王秀青得到某高校提供的一份工作，其兒女上學(xué)得到資助，低保申請也在逐步落實；媒體報道中那位“井居”長達20年的河南籍全姓老人，也被當(dāng)?shù)卣踊丶遥瑢ζ溥M行身體檢查之余，還幫忙聯(lián)系到一份給敬老院做飯的工作，生活也算有了著落。對“井底蝸居”艱辛境遇深感同情的人們，暫時可以安心了。
其實，從媒體關(guān)于“井下蝸居”的系列報道來看，這些“井居者”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拾荒、流浪人員，他們尚且具備一定的勞動能力，即便在“井下蝸居”期間，仍舊靠自己的勞動支撐其自己甚至全家。王秀青擦車、全姓老人撿瓶子，除了自己吃飯，王秀青還要擔(dān)負兒女上學(xué)，全姓老人也曾將撿瓶子的錢給孫子上學(xué)用。由此看來，這些“井居人”雖已年過花甲，但他們憑借尚存的勞動能力，養(yǎng)活自己不成問題。他們之所以“井下蝸居”，缺少的只是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機會。如今王秀青得到某高校提供工作崗位、全姓老人也初步得到“給敬老院做飯”機會，都證明了這一點。
“井下蝸居”一方面拷問社會救助體系的兜底功能，一方面也對社會如何善待那些雖上年紀但仍有適度勞動能力的老人出了一道考題。在“井居人”的家鄉(xiāng)，王秀青和全姓老人都難以找到可以更好生活的機會，在人們眼中充滿危險和艱辛的“井下蝸居”，對他們則是可以擦車養(yǎng)家、撿瓶子糊口的生活。這種生活固然談不上幸福，起碼比在鄉(xiāng)下徒自萎頓要強得多。城鄉(xiāng)之間謀生機會多寡對個體命運的沖擊，由此可見一斑。
因公共資源配置不同而形成的對人群集聚能力的差異，同樣是城鄉(xiāng)二元化的重要表征。不顧艱辛“井下蝸居”每日艱難度日的老人，跟那些涌入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一樣，他們所缺乏并渴求的，都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所能提供的更多的機會，生存、發(fā)展的機會。他們的渴求，說到底是對公共資源均衡化配置的渴求。在公共資源均衡化配置尚不能一蹴而就的當(dāng)下，無論是某高校給王秀青提供的工作崗位，還是當(dāng)?shù)卣o全姓老人聯(lián)系的“給敬老院做飯”，都只能是一種具有別樣意味的“特事特辦”。
據(jù)媒體報道，北京的“井下蝸居者”并非只有王、全二人，按照常理不難推測，“井下蝸居”現(xiàn)象想必不只北京存在，漂在城市的底層人群的艱辛生活狀態(tài)自然也不止“井下蝸居”一種。如何滿足他們對“更多生存（甚至發(fā)展）機會”的希求，顯然不能只靠慈善心腸和公益行動的“臨時救急”，更須從全面深化改革入手，盡早盡快破除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痼疾，推進城鄉(xiāng)公共資源均衡配置，釋放更多改革紅利和發(fā)展機會，并以制度兜住社會公正的底線，讓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普惠全體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