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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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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方面，城管有點像中國足球。
比如，城管似乎不能有正面新聞，一有正面新聞，就會被人譏為“作秀”。國足今年年初曾經搞了一個公益活動，隊員們佩戴紅領巾走進校園和學生們互動。本來挺好的一件事，但卻被一些媒體和網民“吐槽”個沒完，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和國足的命運相似，武漢城管喬裝小販，體驗生活，進行換位思考，據說是柔性執法系列的延續，但照樣沒能逃脫輿論“作秀”的評判，弄得當事人“壓力山大”，甚至發布會當場飆淚，然而，就算如此，同情者依然寥寥。
和國足一樣，城管在當下的生存環境非常尷尬：人們總是習慣以消極的態度來看待這項職業，就連城管自身也未能免俗——據說某些城管對外都不敢說自己的真實職業，正如國足隊員羞于讓人知道自己是吃足球飯的。在中國，罵中國足球是討巧的，是一種娛樂消遣，也是一種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相反，說中國足球好話是有風險的。城管的職業聲望，現在應該還沒有那么差，但同樣有此種發展趨勢。
城管的職業聲望、社會形象日漸淪落，當然要歸于層出不窮的城管暴力執法，但似乎和公眾、媒體的認知也無不關系。某種程度上，城管在今日社會已被符號化、妖魔化，成為一些社會矛盾的替罪羊和某種社會情緒的出氣筒。在當下語境中，所有關于城管的負面新聞都容易被放大，并順理成章地成為媒體的“最愛”，相反，所有關于改善這個行業形象的舉措都顯得孱弱無力，難逃“作秀”、“策劃”的嫌疑。
解鈴還須系鈴人。改善城管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還需城管方面做出各種努力，更需公眾和媒體的配合。事實上，在城管和攤販的矛盾和沖突中，攤販并不天然地就是受害者，城管暴力執法固然不在少數，但城管被打傷甚至致死的惡性事件也并非沒有。面對沖突，市民可以監督，媒體可以客觀報道，但不宜推波助瀾、激化矛盾。武漢市城管委新聞發言人葉志衛有句話說得很有意思：“城管和攤販都是人民，無非是角色不一樣，所從事的工作不一樣”，我還要加一句，媒體和看客也都是人民，我們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成敵我矛盾，而唯恐天下不亂。
城管問題，由來已久，既和政府觀念有關(一個城市是否應該允許自由流動商販的存在)，也和城管部門執法權力過大、執法范圍過寬有關，既和執法隊伍的整體素質有關，還和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有關，也和稍顯浮躁的社會情緒有關。往深里說，城管困境的根源，在于現階段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東西部差距、就業壓力。如果無視這些問題，而只把板子打在城管一個部門上，顯然有失公允。
而作為個體的城管隊員，更無法背負起整個行業的毀譽。在無數城管和攤販的沖突中，攤販先天處于弱勢，當然更易博得公眾和輿論的同情，一些攤販身上的道德優越感和戾氣或由此生。但從人性的角度考量，城管和攤販其實并無二致，城管或許有執法的正義感，但攤販有道德上的優越感，城管不是魔鬼，攤販也遠非天使。他們身上都有人性的優點，亦不會缺少人性的幽暗。也正因如此，城管部門格外需要一個合乎人性，讓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性執法程序，而不是聽任雙方按照“叢林法則”來解決沖突。那只會放大人性的幽暗，讓悲劇重復地上演。
如果所謂柔性執法，就是為了探索一種合乎人性，讓雙方都可接受的執法程序，那我們為什么不能讓城管部門試試呢？城管群體固然形象不佳，但絕不是誰都可以隨便吐上一口的“痰盂”。一些地方城管部門改善自身形象的做法或許過于高調急切，但也請理解他們，因為所有努力想把工作做好的人都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