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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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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第一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就有專家提出“農民工”這個稱謂帶有岐視性，日前，在與一位進城打工的朋友聊天，他一聽“農民工”（暫時還得這樣稱呼）這個稱謂，就直言“農民工”很剌耳，聽起來很不爽。
一位18歲進京打工，在餐廳刷過碗，蹬三輪送過水，在面包廠、印刷廠、廣告公司任過職，見證了北京快速城市化過程，名叫王德志的內蒙古青年是這樣感嘆的：“三環繁華了，就搬到四環；四環繁華了，就搬到五環、六環。城市化的過程就是邊緣化我們的過程”。王德志特別強調他始終不太喜歡農民工這個稱呼。他說：“我們是以農民身份進入城市，但是現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應該是新工人。”他還希望，社會給予打工者多一份理解和尊重，多一些包容。
回想歷史，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在全國掀起了上山下鄉的熱潮。據統計，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約1600多萬人。上山下鄉雖然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但在這一代人的青春中造成了不少的悲劇。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進城務工管制有所松動，“百萬民工下廣東”和每年“春運”的壯觀景象全球罕見！總數超1億4千萬的“農民工”進城規模世界絕無僅有！盡管他們為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做出巨大貢獻，但城鄉差別仍未打破，更出現了許多“孫志剛”式的悲劇。
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我們最終不能讓其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游離于城市化之外，應該創造條件使其融入城市之中，并要考慮“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等一系列有悖于社會整體發展的嚴重社會問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認為，“我們的制度應當給農民工一個希望，比如干個5年10年可以成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而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都沒有考慮流動人口。”
誠然，解決三農問題不止是城市化一條路，也并非僅給予進城農民一個城鎮戶口就可以解決，更并非將“農民工”這個稱謂改為“新工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不是爭論要不要取消戶籍限制、要不要城市化的問題，而是如何掃除戶籍限制的障礙、如何積極面對和解決城市化面臨的問題，“十一五”規劃的新農村建設只是整個過程邁出的第一步，城市化是邁出的另一步，也就是說新農村建設必須要和城市化建設同步進行。
需要特別強調的甚至是更多的綜合配套措施，如實施土地制度的變革，統籌城鄉建設，既要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也要政府增加對農村的投入，加速農村的建設步伐，減輕農民的負擔；真正建立起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國民基本一視同仁的統一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