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的整個改革停頓,經濟下滑的趨勢無法解決,鄧小平南方談話扭轉了這種局面,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改革開放30多年,特別是南方談話之后的大約10年時間,我國在經濟改革上的進展是最快的。
1992年中國重啟改革潛伏了一個問題,就是當改革推進到壟斷國企和政府職能時,受到了很大的阻力。這固然有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諸多客觀原因,但改革是繞不開的。目前我國改革存在的問題,或多或少都與壟斷和政府職能有關。很明顯,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落實不了。因此我們要抓緊時間彌補這個“缺憾”,把改革引向深入。
回頭來看,這個“缺憾”是受到了當時的經濟和政治形勢的影響,盡管如此,南方談話對中國推進經濟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總的歷史功績是顯而易見的。到了21世紀,中國成了世界兩大經濟體之一,這跟小平的南方談話有直接的關系,是他在中國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南方談話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作為“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的中堅力量,市場經濟核心的、本質性的問題,就是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經濟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對稀缺的資源實現最優的配置。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乏力、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通脹壓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資拉動,帶來的問題是國富民窮,勞動者未富先老。用行政手段命令配置資源,靠黨政機關主要領導拍板,而不是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由企業來決定。所以核心問題還是要形成一個好的市場體系。
現代市場經濟一定是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原始的、早期的市場,它的正常運行可以靠人際關系來保障,因為參與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識。所以在交易時,參與者不誠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誠信很可能就導致不會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這種條件下同時也決定了市場的范圍很狹小。
到了現代市場,大家是在全國甚至全世界范圍做生意,互相不認識,做過這次生意以后,也許就沒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騙了你,明天再去騙別人,別人完全不知道他是個騙子。在這種情況下,就要依靠法治來對交易進行管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風險。沒有法治,現代市場是無法正常運行的。
所以,現代市場經濟首先需要法治作為保障,特別是對于產權的保護。市場交換就是互相交換產權,如果沒有法律來保護產權的話,生意就沒法繼續做了。這是從經濟本身來說。當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經濟要求,它是人與社會追求的一個目標。
沒有法治,一個人行騙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時就又上當了;特別在中國,還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護。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一是因為國企在很多行業的行政性壟斷,另一個就是法律不健全。在依靠人治的情況下,監管者自由裁量權過大,市場就不易形成統一的規則,還容易導致設租尋租等腐敗問題,市場就無法正常運行。這兩個問題都涉及政府和國有壟斷企業,牽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國有企業該不該擁有行政壟斷權。
國企的下一步改革要繼續執行黨的十五大的有關決定。十五大指出,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要有進有退,只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企要有控制權。而且,十五屆四中全會還把關鍵領域規定為三個行業、一個領域,即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具有公益性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但是到了2006年,就有部門提出,國企要對七個行業實現絕對控制,還有若干個行業也要實現相對控制。
例如,2002年國務院批準了電力和鐵路最后兩個重要行業的改革計劃。電力改革提出要實現網廠分開、競價上網。電力改革到現在10年了,只把第一個目標實現了,但后一個目標還有待繼續推進。所以,電廠現在日子并不好過,因為網廠已經分開,發電環節已經實現了競爭,特別是煤價已經放開,但電價還是管制的,所以有電廠現在不愿發電,這是不得已的事。而電網公司則變成了唯一的買家,一直管到配電,再賣給居民。市場經濟得有競爭,買方壟斷和賣方壟斷都要不得。
改革是有難度的,經濟增速高了,日子好過了,改革的壓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近年來金融危機經濟困難時,反而畏手畏腳不敢改了。比如在電力領域,如果放開電價管制,電價就要上漲,所以必須管住電價,避免CPI(物價指數)上漲。如果都是這樣,那改革就永遠不可能繼續深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