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制定前夕，國外多位知名經濟學家被請來出謀劃策，有位經濟學家在對 “十一五”情況進行調研后尖銳提問： “‘十一五’規劃相當全面，評價很高，但為何什么都沒有發生呢？”
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吳敬璉先生本周在 “上海發展沙龍成立六周年慶祝大會暨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轉型演講會”上精彩演講的一個小片段，吳教授說，雖然“什么都沒有發生”說得夸張絕對了點，但確實值得我們思考，為什么規劃中對轉型的要求實現程度不高？其實，這也就是為什么 “十二五”期間，我們把轉方式提到如此重要高度和緊迫程度的原因所在。
在以 “展望 ‘十二五’”為題的發言中，吳敬璉深度剖析了以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吳敬璉說，過去3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增長，但這種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這會導致一系列問題，包括儲蓄和消費的失衡。 “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核心是依靠效率增長，提高整個經濟的附加值，包括加工制造業服務化以及大力發展服務業。在他看來，經濟發展方式不轉變，我們就不能斷言已經走出了危機。
中國和美國就像 “照鏡子” 吳敬璉教授提出： 20世紀以來，或許更早，世界上形成了這樣一個格局——兩個內部失衡的經濟體系之間維系著一種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可以肆意高消費，因為他們有高福利， “雙高”意味著內部經濟的嚴重失衡，也就是所謂低儲蓄率、高消費的失衡。到了2008年全球
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這種失衡可以說到達了頂峰，美國居民儲蓄率為零，甚至是負數，這使得經濟很難維持長期的增長。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等東亞國家來說，情況正好相反：高儲蓄、低消費。
這兩種失衡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逐漸形成了互補關系，應該說，東亞國家和地區利用了西方國家內部的失衡，成功發展了自己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吳敬璉解釋說，因為西方國家儲蓄不足，所以他們能夠容許東亞國家和地區向其大量出口，以獲取較廉價的商品，而東亞國家和地區則用西方國家的需求來彌補自身內部需求的不足。我們可以看到，從日本開始，到韓國、馬來西亞等，都是利用這種外部的平衡，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用出口拉動經濟增長。
“我們把這種互補關系稱作 ‘鏡像互補’，就像照鏡子一樣，兩個人正好是相反的，兩個人各自都很難維持穩定的增長，但這種互補關系使得西方國家在很低儲蓄率的情況之下仍能夠維持高消費，使得東亞國家能在低消費的情況下仍能獲取高出口。”吳敬璉說，有一個比喻他印象深刻，美國內部的不平衡，是東亞國家和地區高速增長的燃料。
脆弱的平衡不可持續 吳敬璉表示，這一脆弱的平衡從長期來看是不可維持的，是會出問題的。比如美國這樣一個長期用借債來維持高消費的國家，其長期維持高消費的基礎是什么呢？美元。美元作為一個主權貨幣現在已然是一種世界貨幣，美國利用了這一點，用發行鈔票等辦法來維持經濟增長。
演講到此，聆聽者似乎頗有同感，頻頻點頭。記者注意到，
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美國一直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地印紙幣，向全球輸入通貨膨脹的壓力，盡管世界各國反對聲不斷，但似乎沒啥作用，抱怨歸抱怨，總之不會改變結果，一個主導著世界貨幣的國家，就是一個話語權最強的國家。
吳先生同時指出，硬幣另一面的問題在于，東亞國家在實施出口導向政策時，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會受到中心導向的左右，比如說會很被動地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這種被動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又會造成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其結果就是資產泡沫，或者會同時出現通貨膨脹。
事實上， 2004年開始，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前曾出現過的現象都在中國出現。要不是200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很多由于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造成的問題可能當時就會集中爆發。吳老不無遺憾地表示，可是直到現在，許多人都堅持認為我們的根本性問題不在于貨幣超發，而是流動性不足。可以看到，我們曾采取超強的擴張性政策，但問題似乎并沒有得到解決。
危機沒有真正走開
現在有很多看法，認為我們率先走出了這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但吳敬璉并不這么看。他直言不諱，內部來看，我們的增長率確實回升了，大環境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也開始穩定與恢復，但根本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他所說的根本問題包括兩種失衡的格局、中國的出口導向政策等，在他看來，只要這些問題沒有根本性改觀，危機就不會真正走開。
“我從2003年開始就呼吁要調整出口導向政策，很多經濟學家也和我一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吳敬璉毫不諱言： “但原來的格局很難動。”
為什么出口導向政策的調整很難呢？吳敬璉認為，根本問題在于我們的增長模式是主要依靠投資拉動。這一模式應該說是19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模式，這一模式必然發生的問題，其實馬克思早已分析得相當透徹——因為增長是靠投資，所以資本對勞動的比重日益提高，這就會直接導致兩個問題，一是最終需求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平衡。
“資本對勞動的比例提高，表現在收入分配上，就是資本所有者收入的比例提高，相應的，勞動者收入的占比相對下降，或者說是增長較慢。”吳教授認為： “這就是普通勞動者很難分享增長成果的一條重要原因。而且要維持這種增長模式，就要不斷出口，更多地出口，這既很難維持，也很難調整。”
“轉方式”是根本出路
多年出口的累積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到了21世紀，要在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情況下維持出口導向政策，就必須保持貨幣的低估，這使得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而現在，似乎是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了。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高出口都難以為繼，發達國家市場需求的缺口在不斷縮小，我們的相對競爭優勢也在降低。 “所以，我們不能寄希望于用舊的那套增長模式來維持新的增長，舊的增長模式解決不了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比如專業技術的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無法提高，等等。”在吳敬璉看來，提高勞動者收入，首先要解決初次分配的問題。 “現在有一種傾向好像傾向于希望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來解決問題，但我認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需要的，但初次分配的問題更重要，初次分配如果不能更趨于合理，光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解決不了什么根本性問題的。”
吳老強調，總而言之，要遠離危機，要解決當前的諸多問題，根本出路還是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早在2005年，也就是制定 “十一五”規劃的時候，中央就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發展主線，并逐漸形成了共識，就是要從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轉變到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增長方式。這是建立在全面回顧中國增長方式演變的基礎之上的，也是對過往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內部和外部失衡以及貨幣超發、資產泡沫、通貨膨脹等宏觀經濟問題重新認識的結果。
時至今日，方向未變，只是任務更為緊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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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次加快”的三大內涵 “去年，也就是 ‘十一五’最后一年，在中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作了重要講話，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吳教授說： “這個講話我數了一下， ‘加快’兩字提到了50次。”
事實上，在當天的演講中，吳老自己也用了十多次 “加快”。
作為今后五年的發展主線，吳敬璉用精練的語言概括了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涵：要從投資驅動型增長轉向基于生產率提高的增長；要從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要從靠外需彌補內需不足轉向以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需求結構。
要實現這三大轉變，第一要加快城市化，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實現農民到市民的轉化；第二要使制造業服務化；第三是要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第四是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吳老用臺商施振榮提出的 “微笑曲線”來著重闡述制造業服務化的概念。上世紀80年代末，新臺幣放開后，我國臺灣的加工制造業碰到了危機，時任宏鸉電腦董事長的施振榮提出了制造業產業鏈要向前后兩端延伸的微笑曲線概念，前端是研發、設計等，后端是品牌銷售、金融服務等，前后兩端的附加價值都很高。在傳統意義上，延伸出去的都是服務業，可現代制造業的特點就是這兩端延伸得越來越長，所以也被稱作制造業的服務化或者制造業和服務業一體化。
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加工業大國，主要還是依靠低端加工，因此，我們的加工業非常有必要向服務業兩端延伸，隨著分工的深化，有一些延伸內容就會獨立出來，變成獨立的服務業。
還有一個執行力的問題 除了緊迫性，還有一個執行力的問題，吳教授說他聽到很多聲音都是說，我們規劃都做得不錯，但實現程度卻不盡如人意。 “我們要研究，怎樣才能夠保證 ‘十二五’的執行情況，實現程度要比 ‘十一五’更高。時不我待，刻不容緩。”他總結了提出多時的經濟轉型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的經驗教訓，他認為，關鍵問題在于體制和機制。比如說， “十一五”規劃執行中發現，由于缺乏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技術創新的產品化、產業化步履維艱。
事實上，在很多技術領域，我們已經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甚至有個別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了。但技術的產品化、產業化非常困難。一些很好的技術死在搖籃里，這樣的故事可以講幾十個、幾百個。現在的科技領域日新月異，一項領先技術幾個月無法孵化很可能就被人家超越變成落后技術了。 “這就是 ‘十一五’期間令我們非常苦惱的事，就是有利于創新、有利于創業的制度環境沒有建立起來。服務業方面也是同樣的瓶頸，比如稅收制度，等等。” “而2010年以來，各級政府加大了發展轉型的步伐，但用舊的體制和機制來進行產業升級，會欲速不達，反而造成一些消極后果。”
在吳敬璉看來， “十二五”對 “轉型動力”的說明 “一語中的”：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正如 “十二五”規劃中指出的： “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就目前而言，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市場、匯率機制、教育科研等方面都積累了大量問題亟待我們一一破題。
吳敬璉強調： “能否把改革推向前進是發展轉型成敗的關鍵。” “改革過程中，尤其要發揮市場的力量、發揮企業的力量。”他坦言，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推進改革需要勇氣和決心。 “所有這些領域的改革，不但需要有頂層的整體設計和具體實施方案，還要有掃除各種阻力和障礙的決心和執行力，才能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