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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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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想像，對張所長“遙控辦公”稱“說不清”的徐局長，是咋管屬下的？難道20年一直在省城西安開公司作生意的張所長沒來局里開過一次會？
所以，說“不清楚、管不了”系假，是所長與自己存在信息溝通與互動默許才是真。據說，張所長上演“遙控辦公”大戲20年不謝幕，源于他每年給房管所交幾萬元的費用。若無局長同意，張所長能有這個膽子和能力當“紅頂商人”嗎？若無局里批復，估計所里的任何一名職員包括副所長在內，是斷不敢收下張所長這筆“封口費”的。張所長對這筆已累積交給所里的“封口費”取名為“創收費”。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一年幾萬元的上繳費用，也不過是左手拿、右手出，一邊拿著所長薪金，一邊用這筆錢去確保自己在西安的公司能長期運作。
面對此類“紅頂商人”，一些部門總喜歡解釋說：“是因為制度缺陷和監管缺位。”此說純系廢話。制度有缺陷嗎？似乎是有點，但每每出了既作官又當老板的案例時，實際上是拿“制度缺陷”來作擋箭牌，想推諉塞責罷了。誰說缺制度？我國國家公務員法明文規定，“公務員不得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在同事們呼喚“領導你在哪里？”電話那頭總是“牛”得驚人的回音：“我在西安開公司”。或許張所長還會說：“咋啦？你們有意見是不？俺不怕，我上面有人。且上面同意我交一筆‘創收費’將此事擺平。”
說一年兩年領導不來所里，或許沒人知道，20年不見所長身影，那就說不過去了。這不是監管缺位，這完全是權力庇護之下的故意縱容。縱容的背后，不外乎隱含著利益輸送的鏈條。鏈條甩動起來，是金銀脆響的聲音。使得監管者充當被監管者的“保護傘”，其核心內容便如同玩“貓鼠同眠”游戲。所以，我們對山陽縣曝出的這起“紅頂商人”事件的徹查工作，不妨從局長的這句“管不了”開始尋找有用線索，說不定這起事件的背后隱含著不少讓人震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