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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4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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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銳評】從“半城半鄉”到“身份革命”:中國城市化的撕裂與重構?
時間:2025-04-07 12:40:55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導語】2010年,中國城鎮化率49.68%的“高光”數據背后,是1.5億農民工“半城半鄉”的撕裂身份。15年后,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攀升至67.00%,但“半城半鄉”撕裂身份的農民工總數卻達到了3個億。當“00后”農民工用社保App追討公積金,當成都郫都區農民持股進城,這場涉及3億流動人口的“身份革命”,仍在制度突圍與利益博弈中尋找答案——?究竟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名詞??


一、戶籍改革:破冰的玻璃門——?紙面平等與實質落差?

1、?政策突破?:全國31省份取消農業/非農戶口劃分,鄭州、昆明等城市實現“零門檻落戶”;農民工參保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人數達8900萬,較2010年增長3.6倍。
2、?隱性壁壘?:隨遷子女入讀公辦學校比例僅79.3%,北京海淀區“四證”審核淘汰率超30%;農民工公租房覆蓋率不足12%,深圳住房支出占收入比達43%。
3、?核心矛盾?:戶籍制度雖在形式上統一,但北上廣深的積分落戶仍以“學歷錦標賽”篩選人口,農民工群體被鎖在“低公共服務”層級。

二、土地困局:金腰帶的雙重枷鎖——?財產權覺醒與制度滯后

?1、?改革試點?:33個縣市實現集體土地入市,浙江德清農民年分紅超萬元;重慶地票交易為農民兌付387億元,15.6萬戶帶資進城。
2、?權益懸空?:52.1%農民工反對放棄宅基地,78.3%擔憂城市失業后“無家可歸”。
3、?深層悖論?:宅基地“財產化”釋放了農民進城動力,但土地財政依賴讓縣域政府將“農民帶資進城”異化為土地指標交易工具,市民化成本仍由個體承擔。

三、治理重構:成本分攤的困局——?財政投入與市場失靈?

1、?政府作為?:中央市民化獎勵資金增至600億元,廣東強制推行農民工公積金制度(覆蓋率85%)。
2、?社會斷裂?:農民工子女城市歸屬感僅54.2分;恩格爾系數34.7%,高出城鎮居民6.6個百分點。
3、?撕裂真相?:農民工月均收入從2010年1690元躍升至4780元,但收入增速被房價漲幅吞噬76%。

【致原文作者】

蔡義鴻先生:
您在2010年批判的“偽城市化”,已演變為更復雜的“半市民化”——2.8億農民工中67.4%持有居住證(公安部,2023),但北上廣的“學歷落戶”仍在制造新門檻;土地入市釋放了農民財產權,卻成為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新杠桿”。

15年間,中國農民工月均收入從1690元躍升至4780元,但收入增速已被房價漲幅吞噬76%。這印證了您當年的警示:若不能將城市化從“土地資本化”轉向“人的發展權”,再高的城鎮化率也只是數字幻覺。

未來十年,或許需要一場“市民化2.0”改革——不僅要拆解戶籍墻,更要重構城市權利分配規則,讓每個為城市澆筑混凝土的人,都能平等分享混凝土之上的陽光。


【原文】也談真偽城市化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10年第10期

2010年8月15日的一則關于“逆城市化真偽”的新聞,引發人們的熱議與擔憂。但筆者通過近年來對我國城市化的研究與分析得出的初步結論表明,“逆城市化真偽”較之于“城市化真偽”而言,是小巫見大巫。


這是一組可資對照的城市化率數據,即國家統計局按全國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得出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城市化率高達44.9%,而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按非農戶籍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得出的數據則顯示,2007年的城市化率只有32.93%。筆者所關注的除了數據計算方法的差異外,更加關注兩者相差竟達11.97%,因為這涉及的人口達到了約1.5億人之多,也就是說這些人(絕大多數為農民工)生活在城鎮,被統計在城鎮人口之中,然而,在身份認同、社會保障等方面卻游離在城市之外。在2009年舉辦的第三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我們將其稱之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或“灰色城市化”,也有學者認為稱之“偽城市化”更為合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調查顯示,截至2007年底,農民工進城后,能夠轉為城鎮戶籍的比例僅為1.7%,也就是說98%以上的農民工被“偽城市化”。


這些被“偽城市化”的人們在我們所謂的城里人身邊隨處可見,環衛工人、建筑工人、保姆、保潔員、送報員、快遞員、保安員等等,城里人經常最愛叫他們為“農民工”。這些“農民工”對于中國的經濟、中國的城市、乃至中國的城市化是最強大的推動力,正如京漢集團董事局主席田漢所言“如果沒有他們,中國的城市將會癱瘓”!


然而,盡管關于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與實踐從未停止過,但懸在農民頭上的戶籍制度這把“達魔克利斯劍”,仍是大量“偽城市化”農民工長期難以融入城市的罪魁禍首。此外,各城市政府忽視廣泛就業和全體公民利益最大化、盲目追求GDP的高增長和所謂的高城市化率指標的做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國家人口計生委組織的2010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顯示,在浙江只有20.4%的在浙農民工希望獲得城市戶籍,而40.3%的農民工不想轉為非農戶口。這一方面表明他們意識到了城市化所引發的土地的真正價值,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難以融入城市,時刻為自己保留這唯一的退路。這可能也是農民工就業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真實反映。


由此可見,這些被“偽城市化”的農民工僅僅是推進中國快速城市化的“廉價”勞動力,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并沒有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此,他們就理所當然地難以融入城市,理所當然地被“偽城市化”,理所當然地低消費能力,理所當然地要留住那唯一能夠給他們帶來保障和希望的土地,中國經濟也理所當然地沒有真正帶來內需的增長,中國的城市化也理所當然地不是人、家庭和土地的全面城市化。


筆者期盼“偽城市化”問題能引起各方的重視與關注,并在十二五發展戰略規劃中得到圓滿解決。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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