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5-04-06 12:45:32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導語】2010年，蔡義鴻先生以“低碳特區”構想預言中國城市化轉型路徑時，全國城鎮化率尚不足50%，城市碳排放強度較發達國家高出23%。15年后，中國城鎮化率突破67%，風光電裝機容量超12億千瓦，但“雙碳”目標下的城市化正面臨更復雜的博弈——當雄安新區地熱供暖覆蓋90%建筑時，內蒙古“新能源空轉”棄電率卻高達18%（棄電率=1-利用率）；當深圳碳市場交易額穩居全球第三時，中西部工業園仍深陷“高碳鎖定”。這場全球最大規模的綠色城市化實驗，如何在制度破壁與技術突圍中兌現15年前的承諾？
一、政策實驗：從“低碳特區”到全域攻堅的治理躍遷
1、?制度創新里程碑?
碳市場擴容：全國碳市場覆蓋年排放量51億噸，鋼鐵、水泥行業2023年配額履約率提升至99.5%，深圳試點碳金融衍生品交易規模破百億。
空間治理突破：雄安新區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達75%，地源熱泵技術降低建筑能耗40%。
2、?區域分化困境?
中西部“綠電孤島”：甘肅2023年風電利用率僅82%，較歐盟低15個百分點，“西電東送”特高壓通道利用率不足設計值60%。
產業轉型陣痛：河北邯鄲鋼鐵產能削減32%，但氫能替代項目投產率不足規劃目標的40%。
二、技術悖論：新能源狂飆與隱性碳足跡的較量?
1、?清潔能源革命?
全球領跑優勢：中國光伏組件占全球市場份額超80%，鈣鈦礦電池實驗室效率突破33.9%，新能源汽車保有量超2000萬輛。
循環經濟短板：2025年退役光伏板將達180萬噸，但再生材料回收率不足30%，鋰電回收企業違規傾倒電解液案件年增45%。
2、?數字賦能陷阱?
智慧城市減排效應：杭州城市大腦使交通擁堵指數下降23%，年減碳12萬噸；
數據中心碳泄漏：全國數據中心耗電量占全社會3.7%，內蒙古某算力集群PUE值虛報事件曝光。
三、治理重構：從“運動式減碳”到系統成本分攤
1、?財政機制突破?
生態補償進階：長江流域橫向補償資金池破百億，皖浙新安江協議實現水質-補償金雙向浮動；
綠色金融創新：江蘇發行全國首單“碳中和+鄉村振興”雙貼標債券，募集資金用于縣域分布式光伏。
2、?社會成本顯性化?
居民支付壁壘：北方清潔取暖改造戶均年支出增加800-1200元，返煤率在補貼退坡后回升至15%；
產業工人轉型陣痛：山西煤炭從業人員轉崗培訓參與率僅41%，再就業率不足30%。
【致原文作者】
蔡義鴻先生：
您在2010年構想的“低碳特區”，已在雄安新區、深圳國際低碳城的實踐中部分兌現——前者用“地熱+數字”重構城市代謝系統，后者以碳市場撬動萬億級產業轉型。但這場實驗的復雜性遠超預期：當您呼吁的“功能區規劃”遇上地方GDP競賽，內蒙古風電基地淪為“數字盆景”；當您寄予厚望的“國際合作”遭遇技術封鎖，氫能核心部件進口依存度仍高達72%。
15年間，中國城市化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對應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從0.5降至0.3，證明低碳轉型與城市發展并非零和博弈。但“3060”目標倒逼下的深層矛盾正在浮現：如何讓內蒙古牧民從風機分紅中獲益？如何避免縣域光伏項目侵蝕基本農田？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低碳城市化是成為少數精英的“技術秀場”，還是全民共享的文明進化。
未來十年，或許需要一場比改革開放更深刻的制度革命——不僅要建“低碳特區”，更要造“公平特區”，讓每一度綠電都流淌著分配正義的溫度。
【原文】“低碳城市化”的中國機遇
刊發于《城市化》雜志2010年第9期
低碳，毫無疑問是2010年全球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城市化，則是21世紀中國最響亮最有魅力的關鍵詞。在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剛性要求下，當“低碳”與“城市化”在中國交匯，就形成一個全新的命題與機遇：“低碳城市化”。
“低碳城市化”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領域，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要求，實現“低碳城市化”不僅是我國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后危機時代提升綜合競爭力和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關鍵。
資料顯示，全世界的城市正在消耗全球75%的能源，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80%。城市作為我國經濟社會活動的中心，能源消耗量占全國消耗總量的60%，城市人均能源消耗為農村人均能源消耗的3倍左右。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的研究報告表明，今后我國的城市化率每年將以0.8%—1.2%的水平遞增，隨著我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至2020年我國城市人口將達到8億以上。
研究表明，城市對資源的需求遠遠超出其所能承載的界限，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及其在環境、經濟中的作用。然而，盡管高密度的城市環境和高頻率的各種活動使城市對資源有巨大的需求，它們仍承擔著發展“低碳城市化”的重任。因此，在政策制定與執行方面，有著強大區域性權力的城市，其政治和制度的架構使之在發展“低碳城市化”有著更大的優勢。這也是發展“低碳城市化”的意義所在。
因此，以低碳為發展方向，從功能區規劃和產業布局入手，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是實現我國“低碳城市化”發展的主要途徑。
實現“低碳城市化”，必須推行以下政策措施：低碳生產，實行可持續的生產模式；低碳消費，實行可持續的消費模式；控制高碳產業發展速度，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發展質量；大力開展國際合作，引進低碳技術。
那么，在中國經濟繁榮的東部、正在崛起的中部和欠發達的西部，探索建立特區性質的“低碳城市化”示范省（區），從功能區規劃、產業布局、城鄉統籌、城市規劃、社會建設、建筑節能、可再生能源和節能產品制造與應用等領域，綜合試點推廣“低碳城市化”發展示范項目，總結可持續發展模式，使之成為中國“低碳城市化”的國際典范，其意義不亞于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
可見，“低碳城市化”是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十分難得的機遇，我們要充分借鑒與汲取歐洲城市化的先進經驗和教訓，對有能力、先發展起來的城市，他們有責任也有必要盡快轉軌到“低碳城市化”這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運行模式上去，率先建成低碳城市，就像改革開放所作出的偉大努力一樣，給后來者提供示范和方向。
（作者蔡義鴻系城市化網創始人、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