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時間：2011-07-06 12:59:47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胡鞍鋼
●過去10年，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新的歷史臺階。
●發展是硬道理。但發展也不是“免費的午餐”，我們還會遇到來自發展本身的挑戰。
●為什么我國進入了 “ 社 會 矛 盾 凸 顯期”？這與我國經濟社會 發 展 階 段 有 什 么 關系？我們如何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積極應對并跨 越 “ 中 等 收 入 陷阱”？
●未來十年，中國將進入中上等收入階段，在考慮到實際經濟增長率、國民收入平減指數變化率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率等因素后，還會有相當多的地區進入高收入階段。
●有的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沒能克服各方面的矛盾，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與此同時，也完全有可能通過前瞻性的、主動性的戰略調整與戰略轉型，降低各類矛盾的峰值水平，并促使各類矛盾的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緩和，從而成功地、順利地逾越中等收入階段。
今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當前我國既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還不少。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據新華網，北京，2011年2月19日電。)
過去10年，我國人均G D P從2000年不足1000美元增加到2010年已經超過4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新的歷史臺階。發展是硬道理。但發展也不是“免費的午餐”，我們還會遇到來自發展本身的挑戰，特別是來自社會矛盾沖突的挑戰。為什么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這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有什么關系？與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有什么關系？我們如何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積極應對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其它國家經驗來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西歐、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國家；而拉美、前蘇聯、東歐等國家則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出現了政治動亂、社會動蕩，形象地講，就是上下“翻跟頭”。出現這種情況，具有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的多方面原因。
什么是中等收入階段？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 D P從1000美元增長到12000美元的時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最重要轉型期，它是從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轉變為發達國家的“門檻”或“入門券”。世界銀行報告專門用“發展中國家”一詞指中低收入經濟體，用“發達國家”一詞指那些高收入經濟體。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所出現的“發展悖論”，是“經濟增長的負效應”。它是一系列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表現出了許多共同的特征，同時也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并不必然或自然而然地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反而會遇到“發展煩惱”、“發展痛苦”甚至“發展失敗”。這正像李克強同志所講的那樣，這一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階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李克強：《深刻理解建議主題主線，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人民日報，2010年11月15日。)
我們可以從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四個角度來分析。從“中等收入陷阱”時期既是經濟轉型陣痛期，各類生產要素成本上升，投入邊際報酬遞減，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在不斷減少，經濟增長失去新的動力，潛在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甚至持續低迷，或者上下“翻跟頭”，遲遲進入不了高收入階段。
這一時期也是社會矛盾凸顯期，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化加劇，基尼系數上升，社會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動加速，城市貧民窟成為巨大的“社會瘡疤”，社會治安惡化，黑社會等各類有組織犯罪興起。這一時期還是政治風險高發期，政治訴求高漲，政治對峙與動蕩頻繁，政府更迭甚至垮臺，街頭民主潮 流 涌 動 ， 即 所 謂 的 “ 政 治 民 主 陷阱”，許多國家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政治分裂、國內爆發戰亂，甚至國家解體，其中最典型的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和東歐國家。“中等收入陷阱”在經濟上就是上下“翻跟頭”，根據安格斯·麥迪森按購買 力 平 價 方 法 計 算 ， 東 歐7國 人 均G D P直到1998年才超過1990年的水平(5427國際美元)，前南斯拉夫(5國)人均G D P直到2005年才超過1990年的水平(5646國際美元)，前蘇聯(15國)人均G D P直到2006年才接近1990年的水平(8513國際美元)(系按1990年國際美元計算。A ngusMaddison，H istorical Statisticsofthe WorldEcnonm y：1-2008A D )；社會上“瞎折騰”；政治上“瞎折騰”。這一時期又是國際壓力考驗期，除了內部的“自我折騰”之外，還面臨來自強大外部的壓力和折騰，在西方媒體獨占優勢的情況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社會與政治動蕩受到西方國家和輿論的直接干預，成為“西方民主”實驗的最大犧牲者。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遲遲進入不了“發達國家”行列———他們不僅缺乏發展的自主權，更缺乏國家的自主權和民主的自主權。
從其它國家經驗來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地，西歐、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國家；而拉美、前蘇聯、東歐等國家則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出現了政治動亂、社會動蕩，形象地講，就是上下“翻跟頭”。出現這種情況，具有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的多方面原因。
但是，根本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舊的發展方式束縛所造成的 ， 是 由 于 舊 的 路 徑 下 的 “ 發 展 悖論”、“改革悖論”所造成的。
一般來說，各類經濟、社會矛盾與收入發展階段呈倒U型關系，低收入階段各類矛盾也相對不那么突出，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各類矛盾增多，日益突出和尖銳，出現峰值，進入高收入階段以后，各類矛盾就開始逐步減小，趨于相對緩和。
同時，倒U型的規律既并非普遍適用，也并非不可抗拒。有的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沒能克服各方面的矛盾，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與此同時，也完全有可能通過前瞻性的、主動性的戰略調整與戰略轉型，降低各類矛盾的峰值水平，并促使各類矛盾的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緩和，從而成功地、順利地逾越中等收入階段。
戰略調整與轉型就是轉變傳統的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方式在低收入階段是行之有效的，也為國家順利擺脫“貧困陷阱”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成功向中等收入邁進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這一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不但難以適應新的發展需要，更成為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阻礙。如果繼續鎖定在傳統的發展方式上，就很難避免各類矛盾進一步凸顯，發展難以為繼，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如果能夠順利轉變發展方式，就能為下一步的發展贏得主動，贏得空間，為成功邁向高收入階段，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奠定根本性的基礎。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當今世界國內與國際因素交相互動，經濟發展變化迅疾，多元矛盾共處，這是各國所共同面對的基本發展挑戰。當前，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和社會風險高發期。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型國家進行經濟社會轉型，這當然不是沒有轉型成本的，而這就是所謂“大有大的難處”。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進入21世紀 以 來 ， 中 國 就 進 入 了 中 等 收 入 階段，并且在21世紀的前十年處在中下等收入階段。從全國31個省區市來看，已經沒有低收入地區了；也有極少數地區進入高收入階段，人均國民收 入 總 值 在1萬 美 元 以 上 。 未 來 十年，中國將進入中上等收入階段，在考慮到實際經濟增長率、國民收入平減指數變化率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率等因素后，還會有相當多的地區進入高收入階段。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能夠成功跨越 “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 的 國 家 并 不 多見，中國能否成功跨越這一陷阱，對于 人 類 未 來 發 展 具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作用。這就是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指出的，中國從中低收入社會轉向高收入社會的經驗，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經濟體借鑒。(據新華網北京2010年9月13日電。)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當今世界國內與國際因素交相互動，經濟發展變化迅疾，多元矛盾共處，這是各國所共同面對的基本發展挑戰。
當前，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和社會風險高發期。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型國家進行經濟社會轉型，這當然不是沒有轉型成本的，而這就是所謂“大有大的難處”。
人口流動規模越來越大，遷徙速度越來越快，社會結構加快變動，利益主體日趨多元。與此同時，人們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多樣化、多層次化已成為必然，社會融合與社會分化同步加快，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社會事件日益增多。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差異性，使得中國社會內部原有的城鄉矛盾、區域矛盾、民族之間矛盾、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進一步釋放，發展條件更加錯綜復雜。
通訊技術迅速普及、大眾媒體廣泛傳播、人員大范圍內流動，進一步擴散和放大了這些矛盾的社會影響和國際影響，這一切都對新時期、新條件下的治國理政提出了新的課題，它要求政府主動轉變職能，擴大公共服務，改善服務質量，協調社會各個方面。轉型發展首先是要求政府轉變傳統的治理模式，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當前，中國也進入到資源環境矛盾凸顯期，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擴大期。長期以來，單一突出“快”的發展方式，形成了過度依賴出口、過度依賴投資驅動、過度依賴資源消耗的粗放增長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使人與自然的矛盾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瓶頸。這既構成了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之最大約束條件，但也構成了從“黑色發展”模式轉向綠色發展的倒逼機制。
中國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同時也是最大的優勢，就在于社會主義優勢。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條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具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決策能力。世界看起來是“平”的，或是“平等”的，其實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們可以自主決定加入W T O，自主決定匯率制度改革，自主決定宏觀經濟政策，自主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更不要說任由西方國家干預中國的內政，在中國內部扶植“代理人”或政治勢力，但這是一般發展中國家，包括人口大國所作不到的，也是我們一般的中國人自身體會不到的。面對來自外部，主要是西方大國的各種壓力，中國政府從來不會屈服，而是根據中國的國家利益作出決定，即使作出必要的讓步，也是局部的，還必須是“交換”的。這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成功地應對了上一次亞洲金融危機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同樣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社會內部中的不穩定因素不會轉化為“街頭政治民主”，從而保持 了 “ 天 下 大 治 ” 。 只 有 “ 天 下 大治”，才能有“經濟繁榮”和“社會和諧”，否則就沒有一切。
其次，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高度重視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遇到的新問題、新矛盾、新挑戰。可以說，從政治上堅定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設，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保證民族團結，政治清明，遏制腐敗；從經濟上提出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從社會上提出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社會和諧，強化社會主義因素，實現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文化上提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向 心 力 ； 從 生 態 上 提 倡 生 態 文 明 建設，發展綠色經濟，保護我們的生存與發展的自然支持系統。這些主張不僅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都已成為全國人民的政治共識，是我們能夠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條件和政治優勢。
再有，中國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過去我們把它理解為辦大項目，今天看來實際上是辦民生大事，例如在“十二五”時期，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就業服務、義務教育服務、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公共文化服務、基本社會保障和基本保障住房六大項基本公共服務。我把它們稱之為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強化社會主義因素”、“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真正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
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在于：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科學發展、綠色發展、和諧發展。
雖然我們具備上述三方面的有利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實現順利跨越了，也并不意味著這一目標會自動地實現，或輕而易舉地實現。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言，目前擺在中國面前的新問題是“中等收入陷阱”，要從中等收入過渡到高收入比從低收入過渡到中等收入更難。(據新華網北京2010年9月13日電)
我國已經制定了“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十二五”規劃，推動實現這一根本性的戰略調整，是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核心。以保證了中國避免一般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社會分化、社會沖突和社會震蕩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僅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實現全面小康，跨入高收入富裕階段，而且能夠更進一步構建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
“十二五”時期，我們首先要處理好的問題是：一方面繼續應對后國際 金 融 危 機 的 挑 戰 ， 與 世 界 各 國 一道，盡快地實現世界經濟的恢復性增長，同時用盡可能短的時間，迅速地實現舊的發展方式向科學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們今天的一系列戰術調整，一系列具體工作，都要服從轉型發展這一戰略大局。
我 國 發 展 模 式 實 現 由 “ 加 快 發展”———單純的追求速度，向“科學發展”轉變至少需要花15年的時間(共三個五年規劃)。從戰術上說，它大體要分為三步走：“十一五”時期初步納入科學發展軌道；“十二五”時期基本納入科學發展軌道；“十三五”時期全面納入科學發展軌道。
從中國的發展階段來看，我們當下正處在一個全面轉型的時期。“十一五”時期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初步轉變，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資源消耗、生態代價明顯下降。這表現為安全生產狀況明顯好轉，地區生產總值差距繼續縮小，資源集約利用水平提高，環境污染排放減少，環境質量初步改善，生態建設成效顯著。
“十二五”時期是納入科學發展軌道的關鍵時期與攻堅時期。因此，中國從傳統發展模式向科學發展模式轉型，“十二五”承擔著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能否利用全球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抓住全球格局調整的歷史機遇，加快發展模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決定著中國能否在2020年全面實現科學發展。
為了實現科學發展的戰略目標，我們在戰術上也必須大膽探索一些新的機制和辦法。從世界大國來看，各國一般都不統計地區生產總值，更談不上通過地區生產總值來比較、考核地區的政績，這容易產生重復計算，它并不科學，也不真實。因為中國太大，目前統計省級生產總值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無必要統計省以下 地 區 生 產 總 值 ， 則 值 得 進 一 步 研究 。 從 長 遠 角 度 看 ， 還 要 與 國 際 接軌，中國也要逐步取消對省級以下，乃至省級G D P的統計，只統計全國的G D P，不能搞出兩套不同的G D P數據，否則不利于科學發展的推行，不利于戰略目標的推進。
對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區生產總值考核目標之后，他們的政績到底是什么呢？我們認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績就是改善民生，(胡鞍鋼：《改善民生是政府的最大政績》，《國情報告 》 ，2 0 0 7年 第1 1期 ，3月1 5日。)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務和重要公共產品，加強社會管理，進行市場監督，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實行綠色發展，強化節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從不同的政府層次看，從中國歷代的政治經驗看，越是較低一級的政府，越是基層政府，就越是要強化公共服務職能，越是要淡化經濟職能。這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行政體制改革的根本方向，這是由科學發展觀所決定的。
“十二五”倡導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一場新的思想解放，它要求各地方打破“G D P掛帥”的教條主義，擺脫“增長優先”的路徑依賴，逐步取 消 地 區 生 產 總 值 考 核 ， 它 要 求 我們，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氣概，與地方保護主義、既得利益、國外制約進行原則性的斗爭，切實把改善民生、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市場監管、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等科學發展目標完成情況，納入各級政府領導班子調整和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培訓教育、獎勵懲戒的重要依據。
總之，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在于：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科學發展、綠色發展、和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