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去年已經約為4400美元，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一個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概念驟然擺在中國面前。發明這一概念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說，“達到中等收入后，能繼續保持高增長率的國家很少”。中國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比日韓等鄰國和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晚了三四十年，在這三四十年里，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日本用了12年完成對陷阱的跨越；而韓國在逃離“陷阱”后，又對自己在2萬美元的線上來回踏步感到不滿。連續高速奔跑了30年的中國，是否能承受降速后出現的種種不適？是否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生理魔咒”？有專家說，這對中國來說，有經驗可循，但絕無“模本”可復制。
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更難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于在經濟快速起飛階段積存了諸多矛盾，等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處于停滯狀態，標志之一是人均GDP長期徘徊在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間。而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國家”的劃分是，人均國民收入介于906美元與1.1115萬美元之間的國家都屬中等收入國家，目前能突破 1.1115萬美元上限的國家為數不多。
2007年，由印德米爾特·吉爾和霍米·卡拉斯主編的世界銀行報告《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并認為拉美國家是長期無力擺脫該陷阱的“典型教材”。在報告中，這兩位研究區域經濟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將中國的經濟崛起作為探討東亞各經濟體發展和面臨挑戰的大背景。兩人對東亞經濟的發展前景比較樂觀，多次談及順利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基本都在東亞，“能夠連續20多年保持高速增長的國家很少，而達到中等收入后繼續保持高增長率的國家更少”。報告提到，二戰后有13個國家在 25年以上的時間內一直保持高于7%的增長率，“如今在東亞有5個中等收入國家，分別為中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一問世，就成了形容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一個定語，現在它又成了研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時髦詞匯。2010年，我國人均GDP約4400 美元，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有分析認為，未來幾年，如果中國的國民經濟能以7%左右的速度增長，到2015年時人均GDP將超過6000美元，相反，如果GDP年均增長率低于4%，則2015年人均GDP就不能達到5000美元，中國就成了處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前不久表示，30年成功的經濟改革使中國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保持可持續發展”。英國廣播公司5月 1日在談論“中國的中產階層感受物價上漲之痛”和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時說，對“仍擁有世界第二多的貧困消費者的中國”來說，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攀升，比從“低收入”轉變成“中等收入”國家要難得多。
香港《南華早報》5月8日一篇題為“亞洲真的能實現它的承諾嗎”的文章認為，亞洲開發銀行在展望未來40年的亞洲發展前景時認為，亞洲應該改進整體的發展策略，就中國大陸而言，其馬上就要面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成功與失敗的案例擺在中國面前
《南華早報》分析中國可能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中國多年來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達到上限，民眾棄農務工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缺少技能或制度障礙也妨礙了生產力的大幅提高，“盡管龐大的經濟規模或有助于中國躲過這個陷阱，但中國的收入失衡和管理問題十分嚴重”。而世行專家總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特點是：貧富和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等。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突破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是日本和以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四小龍”。從1973年到1985年，日本用12年的時間完成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跨越。但此后，日本經濟也陷入新的低迷。日本大學經濟史教程對本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是這樣表述的：日本在這一階段以“收入倍增計劃”為政策導向，靠“國際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環境獲得發展，而美日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同盟關系也為日本提供了安全保護傘和享受國際相互依賴關系的便利。同時，“軟經濟”的發展及其相對高收益、低耗能的特點為日本贏得巨量的財富積累。日本媒體舉例說，“日本用一千克石油能生產超過10美元的價值，這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至少要多十幾倍”。
依靠政府主導國家經濟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升級，讓韓國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但韓國人并不滿足，當地媒體曾算過一筆賬：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后經濟發展會進入一個快車道，一般人均GDP提升到2萬美元不超過10年，而韓國用了16年。相比之下，日本只用了4年，英國是8年，美國是10年。韓國《中央日報》去年底發表社論說，“只有擺脫人均GDP2萬美元，才能成為發達國家”，稱過去10年韓國經濟落入“2萬美元陷阱”不能自拔。
有成功的教材，便會有失敗的案例。墨西哥上世紀70年代成功晉級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墨西哥奇跡”。但時至今日，墨西哥的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6%。墨西哥《至上報》認為，墨西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與政府上世紀80年代開始采納美國開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藥方”有關。“去國家化”、全面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和緊縮銀根等改革措施，讓墨西哥徹底成為美國的一個附庸經濟體。《環球時報》記者在采訪多位墨西哥學者時聽到的結論是，經濟發展只讓某些利益集團受益，而稅收等體制政策向富人傾斜，使國內貧富差距不減反增。墨西哥官方經常發布有關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期，但街頭各式各樣的乞丐卻成了這個拉美國家的一大“景觀”。
阿根廷的情況也是如此。阿根廷科技研究理事會的兩位專家近日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對阿根廷社會的改變時說，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危機持續而深刻，使得數以萬計的中產階級和原已脫貧的窮人家庭收入縮水，甚至跌至“貧困線”以下。
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馬來西亞上世紀8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虎”之一。但從1992年開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困擾馬來西亞20年。去年，馬來西亞制定《新增長模式》方案，希望能擺脫這個陷阱。《方案》最后仿照奧巴馬當年競選美國總統時拋出的一句極有鼓動性的話說：“是改變的時候了：馬來西亞值得如此。”但馬來西亞人也明白，自己是“小國經濟”，國內貧富差距仍在擴大，邁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并不容易。此外，“中等收入陷阱”對一些新興經濟體來說，還顯得有點陌生。越南近些年的經濟增長迅速，被外界稱為“摘掉了低收入國家的帽子”，但2010年人均GDP也僅為1200美元。
找好對策解決“中年危機”
日本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相對深入。在一些日本經濟學家看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是指從“國富模式”向“民富模式”轉變時的失敗，或從“傳統發展型國家”向“新型福利國家”躍升時的失敗，要克服這種“發展魔咒”，國家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資源和方式就需要及時變化。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史學家早川光一郎打比喻說，一國的經營就像一個人一生的經營，一個40歲的公司職員，需要在“中年危機”到來前進行成長方式和心態的自我調整，而國家同樣如此。日本《周刊財經》在分析拉美經濟危機時表示，每個經濟體都面臨“階段性的成長極限”，提前準備和努力適應不同階段“成長的煩惱”是國家宏觀經濟決策者的首要任務。
中國怎樣才能邁過“中等收入陷阱”，是國內外經濟學家關心的話題。有學者建議，調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做到真正藏富于民、讓老百姓真正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還有人強調，要提高勞動隊伍的技術水平和創新性，建立成熟的金融系統等。中國人口經濟學專家田雪原近日提到，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與“人口城市化陷阱”之間的關系，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思路。
香港《亞洲時報》3月4日評論說，急于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在 2010年決定同時實施“16項大工程”，包括高科技、制藥、國防和太空項目等。這顯示出中國的投資和發展重點轉向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領域：保持高速發展，為就業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工資，并為中國高校畢業生大軍提供適當和令人滿意的工作崗位。美國《時代》周刊財經資深記者邁克爾·舒曼認為，每一個經濟曾經突飛猛進的亞洲國家都遭遇過這一“陷阱”，或正在與之搏斗。隨著工資和成本上升，不具創新力和技術的經濟體就很難提升價值鏈中的位置，會長時間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中國的決策者已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也會像韓國那樣“出牌”。
別太迷信某種“魔咒”
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的兩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最近幾年在不同的報告或文章中還討論過亞洲中等收入經濟體如何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他們的建議是加強創新、政府管理、教育、技術、縮小收入差距及打擊腐敗等。在他們看來，中等收入國家要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易事。
談論“中等收入陷阱”時，總會與一國的貧富差距掛鉤。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學教授恩里克·皮特斯認為：“貧富懸殊過大，經濟總量的擴張未能成功轉化并實現 ‘民富’目標，是墨西哥這30多年來難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癥結。”對此，紐約市立大學經濟學家陸洲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指經濟增長停滯，“貧富懸殊”指收入分配差距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貧富懸殊不是用來判斷是否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但是貧富懸殊導致的社會問題可能會引發一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經驗性”的概念，因而很多時候不能以一個“僵硬的界限”或標準來認定一個國家是否進入了該“陷阱”。有日本學者說，國家的資源狀況和外部發展環境有較大區別，如果過分迷信某種意義上的“魔咒”，國家本身的經濟戰略空間就會被人為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