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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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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受到廣泛關注，尤其被經濟學界熱衷討論。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陷入停滯，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近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我國2010年人均GDP達到4400美元，這意味著我國正處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邁進的發展階段，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國也積聚了諸如收入分配懸殊、腐敗問題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公共服務不均等經濟社會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實質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借鑒國際社會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社會政治三管齊下破“陷阱”
在經濟方面，最根本的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在社會方面，全力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在政治方面，解除制度和體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掣肘
□左曉斯
“中等收入陷阱”是當今一個世界性的發展難題，并非只是個案。全球大多數國家都處于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像巴西、阿根廷、智利、馬來西亞等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便已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這些國家目前仍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只有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后來居上，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長為”亞洲四小龍”。
有著深刻社會根源的經濟問題
一些專家認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因此，它看起來主要是一種經濟狀態，一個經濟問題。但筆者寧愿相信它實質上或根源上是一個社會問題。
有媒體總結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方面特征：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這其中反映最多的還是社會問題。中國目前也存在著這十大問題中的多數，的確面臨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戰。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為什么會出現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或者說，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并實現自主創新?道理講起來并不復雜，前者是因為內需不足，因為財富分配極度不均，多數民眾手中缺錢，無法形成足夠拉動內需的購買力。后者要么是因為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投入不足，整個社會的知識儲備和智力儲備難以支持自主創新，要么是因為創造者無法分享或難以分享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從源頭上抑制了自主創新的動力和激情。這就是這個世界魔咒背后的社會根源。
最根本的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調整經濟結構，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中等收入陷阱”雖然表征多樣，成因復雜，但根源在社會，破解這個世界難題需要綜合施治，需要經濟社會政治三管齊下。
在經濟方面，最根本的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當前首先需要調整經濟結構，擺脫過分依賴外在因素，促進經濟增長內生化，其中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所在;其次是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在重點提高金融、教育、醫療、電信等高附加值服務業比重的同時，增加制造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實現由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華麗轉身。廣東目前正在大力推進的“雙轉移”戰略和珠江西岸不一樣的發展模式不僅取得明顯成效，而且前景明朗。
在社會方面，我國正在全力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明確要求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民生問題。這的確是問題的關鍵。因為社會收入分配可能是決定一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決定因素，社會矛盾的根源也不過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和不均。這是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可以借鑒的是，日本和韓國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期間，很好地控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問題。
在政治上要做的主要是解除制度和體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掣肘與約束。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權力和資本的結盟，即腐敗問題。應當盡早推動以行政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職能重點由經濟建設轉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協調好各階層的利益關系，搞好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體系建設。政治改革的直接目標是要斬斷資本和權力之間的紐帶或管道，切除依附在社會肌體上的腐敗惡瘤;長遠目標是建立公開透明的服務型政府，讓權力回歸本位。
對中國發展前景有理由樂觀以待
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因素，我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可以樂觀以待。
一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轉變，經濟結構正在優化升級，速度和規模依然持續向上，這為我們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留下了充足的時間、空間和物質條件。
二是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雖然紛繁復雜，但核心是利益矛盾和利益訴求。與宗教、民族、意識形態等矛盾相比，利益的矛盾有自己的特點：它是理性的，不必你死我活;它能通過談判、協商、合議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加上我國政府力量強大，擁有足夠的經濟、行政、法律乃至文化輿論資源，只要轉變職能，擺正位置，端正立場，社會矛盾化解的前景光明。
三是中國人的智慧足以化解任何難題。全世界20世紀下半葉以來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數幾個經濟體中，臺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就占據三席。他們既為我們提供寶貴經驗，更為我們增強信心。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須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轉型
我國經濟必須實現從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的轉變;能夠創造更多向上流動機會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充滿活力的象征
□劉志銘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我國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從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因素來看，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收入中等階段以后面臨著一系列的風險和挑戰：
一是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改革開放以來建立在要素價格扭曲、資源能源高消耗、環境污染代價等基礎上的粗放式工業化道路和模式，在資源和環境約束強化條件下不可持續;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依賴出口實現高速增長的特定國際經濟環境難以重現，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
二是人口結構的變動和人口紅利的消失。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尤其是制造業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正在逐年下降以及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的趨勢逐步顯現，其后果是依靠人口紅利維系的制造業競爭力及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正逐步消失。
三是改革放緩和逆市場化的趨勢有所加強。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控制力增強，國有經濟中壟斷部門的改革明顯滯后，影響了民間資本的發育和民間投資的擴大。
四是城鄉二元分割格局有所強化。長期以來，中國采取的“城市偏向”尤其是重點發展大城市的戰略不僅擴大了城鄉發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導致城鄉公共服務差異擴大，強化了城鄉二元分割格局。
五是社會流動性低的狀況可能導致社會結構的剛性加劇。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加速，各階層之間的邊界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另一方面，權力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三大資源呈現向上層集中的趨勢，處于較低社會地位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渠道收窄，難度越來越大，社會結構的剛性有加大的趨勢。這種狀況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從而可能對未來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
切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向追求共享式增長轉變，實現經濟的創新發展;抓住和諧社會建設的契機適時推進社會領域改革
雖然存在著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但從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看，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巨大的潛力。要將這種潛力轉化為現實，成功地跨越陷阱，一方面需要切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向追求共享式增長轉變，實現經濟的創新發展;另一方面要抓住和諧社會建設的契機，適時推進社會領域的改革。
以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構造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全社會儲蓄能力會因為勞動力供給下降而有所下降，這意味著資本形成會和勞動增長一同減緩，中國經濟必須實現從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的轉變。這就要求加速技術升級和產業轉型的步伐，大幅提升制造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并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此外，發展方式轉變要求從過度依賴外需拉動轉向主要依靠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驅動增長，以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結構升級。
以培育和創造新的人口紅利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源泉。勞動者素質提升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帶來的負面效應，在勞動適齡人口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后，中國可以創造和培育由勞動者素質提升帶來的“新人口紅利”。開發這種新的人口紅利，需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繼續擴大對教育特別是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資，完善中職和高職教育體系，調整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結構，以及加強對就業者培訓。
以擴大民間投資提升經濟增長的內在活力。相對于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的擴大是構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機制、改善收入結構進而實現可持續增長的更有效途徑，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擴大內需的題中應有之義。為此，必須進一步加大對國有壟斷部門的改革，引導國有資本盡快從競爭性行業逐步退出，減少國有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并鼓勵民間投資在競爭性領域夯實自身實力的基礎上，逐步進入壟斷性行業，與國有資本展開合理競爭，優化產業組織、產業生態和市場結構，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以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戰略實現發展成果的城鄉共享。“十二五”是中國城鄉結構調整和城市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應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和質量之間的平衡，堅持走農村與城市的統籌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道路，通過逐步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讓城鄉居民共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利益，逐步減緩和解消城鄉二元結構。
以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構筑開放有序的社會結構。從國際經驗來看，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幾乎都是社會領域出問題的國家。從中國的發展階段看，“轉型”的內涵也已經不再限于經濟發展的轉型，而是擴展到社會發展轉型。一個開放而有序的社會結構不僅是經濟穩定而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而且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程度的體現。能夠創造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充滿活力的象征，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要構建這樣一種社會結構，需要政府將關注的重點由經濟建設轉向社會建設。從政府的支出結構來看，應該將符合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要求的公共財政落到實處，即將經濟建設的投資轉向社會領域尤其是教育和醫療健康等人力資本投資，不僅要使這些領域投資的總量增加，還要著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結構不平等，逐步減緩或阻斷貧困的代際轉移，并加大社會流動性;在制度上，要著眼于解決資源和機會配置的不平等，推動戶籍制度、人事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放松各種市場準入限制和職業準入限制，拓寬社會的流動和上升的渠道，使得階層之間的攀升有足夠的空間，并注重壯大和穩定中間階層，形成適合市民社會要求的社會結構。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改變勞動力比較優勢戰略擺脫“陷阱”
著力進行出口產業升級，構造對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林文俏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實質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為此，結合中國國情，專家提出了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若干路徑：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動力;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等等。
依賴勞動力比較優勢進行競爭走的是一條貧困式增長的發展路徑
具體情況不同，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也不應相同。廣東省城市化率已達約65%，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20個百分點，已接近現代化國家的城市化率標準(70%)，以城市化作為依托來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已收效不大“擴大內需”絕不能排斥“對外經濟”，尤其是廣東是一個外源型經濟大省，外貿依存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兩倍多，且具有發展對外經濟所需的優越的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文化基礎和底蘊，擔負著中國和世界經濟聯系的紐帶和橋梁作用，不可貿然因為擴大內需而削弱對外經濟。這決定外源型經濟在一段時期內仍是廣東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選擇。因此，廣東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應是改變勞動力比較優勢戰略，著力進行出口產業升級，構造對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30余年廣東出口維持了高速發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出口產業結構呈現低端化出口貿易的主要競爭力是低端產業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它已難維持出口的可持續發展。原因如下：長期依賴勞動力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競爭，會形成“比較優勢陷阱”;依賴勞動力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競爭，損害了動態、長期的貿易利益;經濟全球化帶來資源要素在全球的流動，使勞動力比較優勢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已不再具有壟斷優勢;依賴勞動力比較優勢進行競爭走的是一條貧困式增長的發展路徑;依靠勞動力比較優勢來維持價格優勢，會導致我國出口環境惡化;勞工權益受損和經濟發展會使勞動力資源過剩的狀況發生改變，使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步失去;低勞工成本會加深勞資矛盾，影響企業與社會和諧穩定。
出口競爭力的核心是出口產業結構，要著力進行出口產業升級，構造對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出口競爭力的核心是出口產業結構。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日本是一個成功地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經驗是多方面的，出口產業結構升級是重要方面。
日本地小人多，也曾是一個勞動力充裕的國家。自明治維新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后，其經濟增長模式主要是利用其勞動力比較優勢競爭戰略，它使紡織品、加工食品和其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得到快速的發展。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日本勞動力的供給狀態逐漸從剩余轉向短缺，導致日本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競爭戰略難以維持，轉變出口競爭戰略來保持出口競爭力成為突出問題。日本采取的辦法是通過技術進步來推動出口產業結構調整。20世紀50—70年代，日本通過引進大量的外國先進技術，以鋼鐵、汽車以及石油化工與家用電器等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實現高速規模化發展。20世紀80年代，日本又通過技術創新，積極發展電子、電子通訊等IT產業以保持其出口競爭力。1968年日本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20位。但此后不到10年時間里不斷攀升，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于歐美發達國家，而且基本保持了社會穩定，平穩度過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產業結構升級必須循序漸進，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目前全面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符合中國實際，經濟落后地區經濟發展仍然需要勞動力比較優勢。廣東近年推出的“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雙轉移”新政，無疑是一個適合我國國情和廣東省情的產業結構優化戰略。
作者系廣東商學院教授
調整收入分配差距：跨越“陷阱”一個關鍵
□楊永華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我國進入了整體小康階段，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
中等收入階段是經濟社會矛盾多發階段，學術界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我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關鍵是要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處理好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的比例，堅決制止勞動收入份額下降
勞資矛盾是工業社會的一個基本矛盾。這對矛盾突出地表現在收入分配上，資本(包括國內公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收入過高，勞動收入過低，就是強勢資本侵蝕了弱勢勞動的收入。這幾年來中國的勞資矛盾突出地表現為：資本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勞動收入增長速度落后于經濟增長速度和資本收入增長速度，表示勞動者分享到經濟增長的好處不多，這不利于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勞動收入份額過低，會挫傷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而提高人力資本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迫切需要。勞動收入增長不快也是內需不足的根源，內需不足使中國形成過高依賴外貿的經濟增長模式。按照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的研究，大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應該嚴重依賴外貿，嚴重依賴外貿的經濟增長模式存在著不可持續性的隱患。中國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要堅決制止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有力調整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結構。
扭轉收入差距過大狀態，防止兩極分化
中國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不同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就全國而言，東部地區居民收入增長較快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增長較慢)、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據計算，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5，基尼系數的安全警戒線為0.4，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24～0.36之間，這說明中國的財富分配相當不均。縮小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態，政府可以通過稅收等杠桿，讓暴富的群體為社會多作一些貢獻。要提高全體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
實行緊的貨幣政策壓縮資本價格暴漲
我認為，在市場經濟下收入分配的形式主要有四種：按勞動的質和量進行的分配，按提供的資本數量進行的分配，按政治權力進行的分配，由市場機制的作用形成的財富再分配，特別是對市場機制的作用形成的財富再分配，我們應該有深刻的認識。百萬富翁在中國人的想象中曾經被認為是十分遙遠的故事，現在，百萬富翁就在我們中間，或者就是閣下。廣州市中心的房子總價值達幾百萬元。房價暴漲是資本價格暴漲的一個表現，資本價格暴漲的根源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了財富的再分配，把人群分裂成擁有巨額財富的富人和身無分文的窮人。所以必須實行緊的貨幣政策，下決心減少過多的流動性，壓制資本價格暴漲，才能把房價壓下來，避免社會分裂成不同的群體。
加大對公共物品投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人們對教育、衛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旺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教育、衛生體制作了多次改革，為什么人民還不滿意?這其中可能有一個認識誤區，以為搞市場經濟，就是減少公共物品，擴大私人物品。這樣做的結果會減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負擔，增加人民的負擔。其實，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需要政府提供日益完善的社會保障，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物品，這樣才能燙平市場經濟的風險，有利于建設和諧社會。涉及公共物品的體制改革要轉變方向，要提供越來越完善的社會保障，提供更好的服務、更多的公共物品。我從來主張，現在中國有條件實行全民公費醫療、實行義務教育，要取消教育衛生等領域的高收費現象。要逐步取消收費公路，政府提供越來越多的免費公路。通過做好具體工作來緩解社會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