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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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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從“十二五”開始，我國開始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我國如何借鑒其他國家應對“中等收入陷阱”所取得的經驗與教訓？這成為近期經濟學家關心的一個問題。
焦點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經濟發展路徑對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少權威專家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十二五”期間刻不容緩。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秘書長 楊偉民
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美國搞一個《阿凡達》就相當于我們建一個鋼鐵廠賺的利潤，所以我們的差距主要還在服務業上。目前我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制造業生產能力已經大量過剩，再靠大量投資拉動增長也沒有太大的潛力。所以，要邁過“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轉變我們的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仍然是我們重要的任務和基本方向。
●摩根大通中國投資銀行副主席 龔方雄
創造自主品牌
當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勞動力成本和生產資料成本都會大幅飆升，這就要求新的價值的創造和新的產業的出現。如果一個經濟體系不能找到一個新的價值創造的方式(即不能擁有自主的技術品牌和資源)，那么這個經濟體的成長效益就會大大地下降。這種下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主因。
焦點二 分配體制改革藏富于民
除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之外，收入差距過大和國民收入未能與GDP實現同步增長被認為是一些國家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真正藏富于民、讓老百姓真正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被不少專家認為是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徑。
●著名財經評論員 劉戈
應向日本學習“均富”策略
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通過60年代開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當時的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均富”社會。日本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同時大幅縮小了貧富差距。然而，在世界許多地方，從拉丁美洲到東南亞，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走的幾乎都是相反的道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同時拉大了貧富差距。只有少數幾個東亞的國家和地區能夠掙脫“中等收入陷阱”，從眾多發展中國家脫穎而出，成為少數的特例。
●民建中央副主席 辜勝阻
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邁過“中等收入陷阱”、保障廣大民眾的收入穩步增長關鍵在于經濟發展轉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長。為了避免我國城鄉、行業和地區等收入差距擴大，迫切需要政府和企業聯手推進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焦點三 教育改革提高社會流動性
社會流動性降低容易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父親的地位決定下一代的收入和地位，即所謂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現象。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蔡洪濱
社會流動性是經濟長期增長核心
政府的投資應該從物質資本投資轉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是總量要增加，還要著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日本在教育均等化上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張仁良
保證農民工下一代有平等教育機會
教育可以脫貧，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中央政府財政有盈余，就要保證農民工的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中國社會已經實現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他們有責任帶動大部分人富起來。中央政府應當研究怎樣啟動企業社會責任，讓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推動大家實現共同富裕。
焦點四 放松市場準入限制
中國的經濟總量今非昔比，作為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經濟體系，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越來越復雜，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也越來越多，包括通貨膨脹問題、高房價問題和環境治理問題。如何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何從源頭上化解積弊？如何在重點領域取得突破？這些都必須要有“頂層設計”。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 張茉楠
加快社會建設
中國能否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社會建設能否有效跟進。總體而言，總量和規模問題絕大多數可以依靠加大政府公共投入或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來解決，結構和關系問題則必須依靠深化社會體制改革來解決。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蔡洪濱
打造寬松流動環境
在體制上要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二元”體制，還要放松各種市場準入限制和職業準入限制。在美國，一半的人口都能覺得自己有機會，覺得只要自己努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是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至關重要作用的因素，所以在體制上，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改變。
■名詞解釋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的報告《東亞復興》首先提出的。
歷史經驗證明，不少新興市場國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之后，很快就會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將集中爆發，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貧富分化嚴重，腐敗多發，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在同一時期，只有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和地區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