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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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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江，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囗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歷任上海長寧區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統計局長、物價局長、發展改革委主任，崇明縣副縣長，嘉定區副區長。曾任上海《法學研究生》雜志主編，上海經濟系列高評委委員，獲上海科技進步三等獎。目前主要從事城市科學、區域發展、小城鎮、美麗鄉村、鄉村旅游、城鄉一體化、宏觀經濟、人口老齡化研究。著有《負債經營》專著兩本，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近兩年已發表美麗鄉村等學術論文十余篇。
“人生短暫，我想給自己留一點時間，把這些年來的實踐經驗總結出來，形成一種理論。”“找到這三四十年里，中國城鎮化成就的來源，也是為世界貢獻智慧。”“哪怕這本書里有一句話能讓人覺得管用，對城鎮化建設有所啟示，那就夠了。”這是著名學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囗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朱建江的肺腑之言。
近日，朱建江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他曾從政三十余年，歷任上海長寧區規劃辦主任、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統計局長、物價局長、發展改革委主任，崇明縣副縣長，嘉定區副區長等職，親身經歷了上海多地的城鎮化。他所打造的多個規劃方案也經受住了時間檢驗，在學界和政界傳為美談。
而今，這位“學者型官員”已然完成了向一位學者的轉變，潛心于構建中國自己的城鎮化理論。
一切都交給實踐來檢驗
在上海，提起上海虹橋商務區旁邊的長寧區，人們會紛紛點贊。這片城區1/3是在農田上新建的，1/3是在舊棚戶區和工業廠區上改建的，1/3是有機更新保留的，但迄今無論是形態、功能、配置等統統不落后。在上海人口激增的大背景下，這里交通通暢，環境優良，人口適度，生活便利，非常宜居。相比于絕大多數老城區擁擠、污染、不方便等，長寧區堪稱典范。而這里正出自朱建江25年前的手筆。
“我們上世紀90年代初做人口規劃（1993-2020）時，將長寧區規劃為70萬人，到現在這里人口是69萬多一點，可以說與規劃非常契合。”朱建江說。
在城市規劃建設方面，朱建江有著豐富的理論實踐經驗。他的經驗來自于實踐，再經由實踐上升為理論，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更加接地氣。“城市怎么建，我有著比較多的經歷，自己也干過，現在無非是把它理論化。”人口規劃是城區規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大難點，很多專家在這個領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在他看來，城市范圍內的某一個空間中，往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把這個空間解剖透徹了，在其他空間也可以借鑒，同樣放在整個城市也有相通性，對城市規劃可以這樣研究。
朱建江說：“當年我規劃某個區域時，想的就是什么樣的環境最適合人生活。于是我們就四處尋找樣本，跑了好多個區，去了黃浦區，感覺太擁擠，又去盧灣區，后來還去了鄉下……通過不斷尋找、體驗，終于找到了最適合人居住的樣本空間。然后，我們就調查這個樣本的配套、人口密度等，進行各種測算。選取幾個這樣的樣本進行綜合提煉，把人口確定下來之后，再把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特別是土地資源的分配。我們經過實際測算，看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能超過多少人，超過這個密度就不再宜居，資源平衡就會打破，環境就會被破壞。那么，這個數字是多少呢？我1993年編的長寧區總體規劃就明確寫出來了——1.8萬人/k㎡。你可以說這是經驗數字，但通過這個數字進行的規劃，實際效果都非常好，也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長寧區就是其中的一個成功的案例。”
“我想解剖自己工作二三十年的中心城市，看當時的規劃是怎樣考慮的，如何實現它。這里面有哪幾個節點是最重要的。”朱建江說，“這里面包括我剛才講的人口規劃問題，還有產業功能區、居住高端功能區如何銜接等一系列問題。在生態、空間等方面，當時做得相對正確，特別是做好了用地結構規劃。當時一直找不到現成的參數，來確定這個用地結構是否合理。在當時的規劃中，我把土地分成了三個三分之一，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配套的。有人問：‘你為什么做這么大的量？’但我堅持不讓別人改，一個空間不能僅考慮居住，還必須做好道路、環境等。后來人們普遍認為這樣劃分是正確的，我也問過后來的區長，他也說這個城區發展的特點是特別均衡。”
因為偏重于實踐，朱建江的很多觀點和學術界的一些專家不太一致。他說，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和同濟大學的教授合作，在很多方面觀點不一致，直到現在也和很多學界的專家看法不完全一致。“我感覺教學方面有一些問題，比如用地的結構問題，功能的定位問題，布局方式問題，你至今沒有定論，但是我腦子里是有一個定論的。雖然我一開始腦子里也只是一個假設，但我在實踐中不斷證明它，我現在講的理論，事實上都是經過校正過的、驗證過的假設。”
“理論是可以穿越時空的”
2018年7月，由朱建江任主編的《城市學概論》剛剛出版。這是一部關于城市發展、規劃、建設、管理的基本理論、基本規律、基本方法的學術專著。在內容上，該書著重研究城市的定位、規模、結構、活力、服務、運行；在環節上則主要研究城市的發展、規劃、建設、管理。
與大多數專家相比，朱建江更強調實踐的作用。他認為，城市學是典型的跨界交叉的綜合性學科。雖然在城市發展、規劃、建設、管理這四個環節當中，城市發展和城市管理偏重于社會科學，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偏重于自然科學，但在實踐中，并不存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明確邊界，學科劃分只是學術界深入研究和細化教學的需要。因此，應當將這四個環節的相關內容綜合在一個框架下匯總分析，推理定義、構建理論，這樣不但對城市學本身構建有意義，對相關實際部門、科研單位及讀者來說也有耗時少、見效快，認知連貫等積極作用。
他說：“關于城市，只討論規劃、建設和管理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空’的，建城市是目的，但發展是源頭。發展、規劃、建設、管理，這四個內容不是你中有我，而是互相重疊的。必須把發展講清楚，比如從歷史、優劣勢等方面，發展什么、不發展什么、怎樣發展都要講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一個操作方案，這就是規劃；針對這些操作方案形成項目，這就是建設；發展、規劃、建設當中都有營運問題或管理問題。也就是說，要在發展過程中考慮管理，不是最后才考慮管理問題。”
當下，“城市管理與治理的區別”之類話題比較時髦。在朱建江看來，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還是應該先搞明白城市的發展、規劃和建設，如果搞不明白，管理問題就無法討論。“這個世界是整體的，不是因為你的需要就能把它切成一塊塊，這樣你能解釋整個世界嗎？這是一個核心問題，理論還是要還原于實踐的。”他說。
朱建江認為，還是應該多研究一些基本問題，這比凌空蹈虛更有意義。規劃應該既要有前瞻性，也要與實踐結合。現在，很多城市規劃本子非常花哨，看起來也非常厚，但是一到實施過程中就會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每一任領導來了都要改。他說：“我負責編制的規劃本子不厚，但是沒人說這些規劃不合理。現在二三十年過去了，不管領導怎么換，領導所想要的東西規劃里面幾乎都有，規劃內容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已經變成現實了。我一直有一個說法，作為一個戰略規劃，如果領導來了都想改，那么很可能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你根本沒有做規劃；另一個是：你做的規劃的確是不符合現在的需求。而在我編制的規劃是‘一張藍圖干到底’，這一點已經實現了。”
在他看來，規劃必須在進行當中與時間相契合。這需要規劃師的遠見、有嚴格的測算以及戰略性的思考，需要符合建成過程當中的實踐。“挑戰一個規劃師、戰略師的，不是你現在有一個多么宏大的遠見，而是你的遠見能否付諸實踐，并且不斷被未來的各個時代所證實。就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百多年過去后依舊在驗證他的預見。從這個角度而言，理論是可以穿越時空的。”
工匠•官員•學者
高度務實、堅韌不拔、胸懷寬廣，朱建江的性格與他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
朱建江生于上世紀60年代初，籍貫是浙江省衢州市，父母親均為教師，父親在“文革”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朱建江只上了五年學，然后做了一名木匠，一做就是十年，也賺了很多錢。高考恢復后，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遇到幾個工程師，老知識分子，一段時間接觸后，他們說：“小朱師傅，你很聰明，應該去考大學！”他聽后一驚：“我不行的，我只上了小學”
在這幾個老知識分子的勸導下，1979年，朱建江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周游全國3萬里，開闊了眼界，回家后對父親說：“我準備讀書了。”當時，父親已經平反，在大家幫助下，朱建江努力學習，終于考上了大學及研究生。工作后，勤勉努力，積極進取，歷任上海長寧區規劃辦主任、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統計局長、物價局長、發改委主任，崇明縣副縣長，嘉定區副區長等職。因為長期在區縣工作，他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以及有關政策法規非常熟悉，親身經歷了上海多地的城鎮化。他所做的多個規劃方案也經受住了時間檢驗，期間他出版了《負債經營》等多本專著。他還曾任上海《法學研究生》雜志主編，上海經濟系列高評委委員，獲上海科技進步三等獎。2016年12月底，朱建江實現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蛻變，轉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從一位“學者型”官員轉變為一位學者。
按照我國官員的任職規定，朱建江本來還可以繼續在黨政機關任職，但他已經決心投身做學術研究了。“人生短暫，我應該給自己留一點時間，把這些年積累的經驗上升為理論，留給后人。”
在朱建江的理論體系中，“尺度”是一個關鍵詞。他說：“我主編的《城市學概論》一上來就明確，這本書只解決五萬人以上的空間問題，五萬人以下的空間會有其他書來解決。五萬人以上空間運作的基本原理差不多，我在里面講了很多實證性的內容。城區、郊區、縣域等若干重大問題必須在一個固定范圍內分析，空間不能打破。一旦打破空間、超出尺度，情況就會發生變化。比如，五萬人以下3000人以上，就要劃到小城鎮里。再接下來的一個尺度，就是鄉村問題了。”
近年來，朱建江主要從事城市科學、區域發展、小城鎮、美麗鄉村、鄉村旅游、城鄉一體化、宏觀經濟和人口老齡化等研究。他也做了一系列關于縣域發展、鄉村振興等課題，包括國務院、中央“兩辦”委托的多個課題，計劃各推出一本關于小鎮發展和鄉村發展方面的專著。關于如今討論很熱的城市群問題，他說：“我認為研究城市群，本質上就是城鎮體系問題。城市群無非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在各個尺度上如何進行功能協同，如何使其更為規范。目前國內的學者，在城鎮體系方面一直沒找到特別好的構建辦法。一般來說，城鎮體系如果構建得合理，那就是城市群了，要做好各個尺度之間的互相銜接，解決區域協同問題。”
如今，朱建江一邊吸取世界先進理論，一邊致力于構建中國自己的城鎮化理論。“我希望做一個城區案例，可以用于全國600多個區；一個縣域案例，用于我國兩千多個縣；再做個小城鎮案例，用于三萬多個小城鎮；然后做鄉村問題，用于50多萬個村。這樣就可以從實踐的角度，來構建我們中國自己的理論體系。無論別人怎么批判，哪怕看了這些書后覺得有一句話管用，也就夠了。或許，有人看了某一句話能有所啟發，然后經過自己的把握，形成自己的想法，開拓出自己的天地。”他說，“中國城鎮化有三四十年了，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們做研究的應該盡自己的努力，找到中國取得成就的來源，這也是為世界城鎮化進程貢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