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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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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城市化就是改善民生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兩會代表委員們的提案，也印證了關心民生已成為了當前我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主旋律。
提案心系民生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委員孫貴寶直言：在我國農村建立養老保險體系已迫在眉睫。據統計，今年全國政協收到的提案中，有關解決就業問題的就占到1/3，達632件，醫療衛生方面的提案246件，食品安全方面的提案146件。
全國人大代表文建斌的提案是城鎮化進程中應該關注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張宏偉的提案是城市化進程中應確保農民的合法權益；
全國人大代表趙東慶的提案是城市化進程中應讓農民分享城市化果實；
全國人大代表李建偉的提案是城鎮化進程中應著力解決好醫療保險制度改革；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承德縣下板城鎮朝梁子村黨支部書記楊秀華提議，“農村合作醫療應盡早實現全國統籌”；
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提出，外來工進城3個月，就應該辦理居住證，逐步享受城市居民應有的權益；
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市市長夏耕認為，在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定健康發展中，地方政府應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讓更多低收入群體“住有所居”，保障性住房建設也有利于穩定市場信心和預期；
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蔡表示，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傷害要大于對GDP的傷害；特別是9000萬靈活就業的農民工，他們的失業嚴重程度容易被低估。“經濟復蘇了，就業卻上不去”也是有可能的。
改善民生，其實不止代表委員們關心，中央同樣對此十分關切，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金融危機襲來之時，中央要求全國各企業單位盡量不要裁員，并要維護好在崗人員的各種權益；在農民工大批返鄉之際，中央又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做好農民工返鄉運輸工作；在醫療衛生改革制度受到社會熱議之際，中央決定投入8500多億元改革現有醫療制度，以解決人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再就業提案成就“0001”
我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國家，就業問題比任何一個國家都繁重，都復雜、緊迫和艱巨。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當前我國已有超過2000萬的農民工失業和近150萬高校畢業處于待業狀態。據官方統計，去年年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2%。同時，有研究機構認為我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9%以上。“所以，在這新一輪的就業壓力下，2009年將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就業壓力最大的一年。”
在今年兩會上，由致公黨中央提交的“關于解決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就業問題的提案”被列為本次政協會議的第一號提案。這份編號為“0001”的提案指出，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目前中國國內經濟增長速度趨緩使得就業供求關系結構性矛盾突出，解決高校畢業生和農民工就業問題已成為促進就業的重中之重。這不僅事關社會穩定，也關系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上也明確表示，今年國家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中央財政擬投入420億元資金。一是廣開農民工就業門路和穩定現有就業崗位。二把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突出位置。
“關注民生，并解決好各類民生問題，既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也是我們推進城市化的最終目的。”全國人大代表劉文杰如是說。事實也的確如此，目前我國已邁上城市化的高速路，城市化率正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這就意味著每年有約1000萬的農村人口將進入城市。再加之受當前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還有大約2500萬農民工處于待業狀態。如果我們解決不好這一龐大人群的民生問題，很難想象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能夠和諧有序進行。
讓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回顧改革開放30年，是關注民生和經濟發展真正結合起來的30年。從中，我們認識到什么時候把民生和發展結合起來，人民群眾就可享受到發展成果，這個時期經濟就會發展得更快，社會就會更穩定。在今年兩會上，不少委員代表更是直言，要想讓我國經濟在當前特殊時期繼續保持平穩健康發展，我們現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讓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現在需還賬于“三農”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經濟實力已大為增強，目前我國經濟綜合實力僅次于美、日之后，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正因為如此，今年兩會上很多委員代表都提議，在當前這個特殊時期，我國是應該考慮還利于民的時候了。全國人大代表林宗泉說，在我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前三十年靠農產品剪刀差，后三十年靠土地剪刀差”。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土地價值，尤其是城鄉結合部的土地價值日益凸顯，但農民的利益卻沒能隨著城市化的進展同步增長，反而受到很大損害。浙江大學賈生華教授認為，在城市化、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我國土地制度上存在的城鄉“剪刀差”問題日益凸顯，值得各級決策層高度重視。
與此同時，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居民從中獲得了生活條件的改善乃至個人財富的增值。然而，大量的農民雖然為推進中國城市化付出了辛勤勞動和汗水，但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和國家發展大局的需要，這一巨大群體卻獲益較少。以至一些人認為，農村和農民是城市化所帶來的征地行為的犧牲者或奉獻者。城市化越推進，農民和城市建設的利益矛盾越尖銳，征地拆遷引發的各種悲劇不斷上演，這必將嚴重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
全國人大代表江和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特殊時期，也是矛盾多發期，著眼群眾的根本利益，盡量做到與民共享發展成果，有利于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同時，農業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擴大為3.36：1，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首次超過萬元。全國政協委員陳衛國直言，隨著我國邁上城市化的高速路，急需向“三農”還欠賬，這不僅有利于將來農村市場的開拓，更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發展中小城鎮有利于解決農民工就業難
在當前環境下，如何解決好2500多萬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是上至中央，下至各級政府最為緊迫的工作任務。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認為，當前應把發展中小城鎮作為解決返鄉農民工就業的關鍵著力點。他說，相當一部分農民工返鄉后，有些已經不能適應或不能勝任田間農活；更重要的是，這些農民工返鄉，基本上也不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與當前的城市化趨勢相悖。因此，需要結合我國城市化需要來創新解決當前就業問題。
一位參加兩會的人大代表也認為，借助國家拉動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發展中小城鎮，增加中央政府對中小城市和城鎮的投入，既是拉動內需的有效方式，又有利于解決當前就業難題、推動城市化進程。
據了解，目前在我國661個城市中，5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就有533個，占全國城市的80.6％，中小城市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59％。中小城市不僅數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較均勻。正因為如此，易敏利表示，推動中小城市發展，由此產生的就業崗位對單個城市來說雖然可能有限，但眾多的中小城市共同產生的作用，卻最終可能有效地分解就業難題。
“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也指出，依托縣城的新型城市化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所在。我國的城鎮化實質上是一種半城鎮化，已經進城的農民工實際上并沒有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這條途徑是構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體制和機制，在我國2800多個縣級市縣區中依拓縣城建設一批10萬至30萬人的城市，讓農民工在戶籍所在地的新興城市市民化。這是完成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有效手段之一。
城鄉統籌是和諧城市化的有力支撐
在未來幾十年里，我國人口將達到15億以上，就算實現了60%、70%的城市化，屆時農業、農村仍將承載著幾億人口的生存與發展，所以增強農村的自我發展能力，走城鄉統籌之路應是我國建設和諧城市化的首要選擇。
中國最大的不和諧是城鄉發展不和諧
目前，我國社會生活中地域發展的不和諧、群體階層的不和諧、人與自然的不和諧等等都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但中國最大的不和諧是城鄉的不和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擴大，加上城市社保、稅收、基礎設施、各種福利等方面的差異，使得“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已成為廣為流傳的成語。這種不和諧涉及的范圍之廣、程度之深、消解之難，比其他許多不和諧都大得多。
改革開放30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32.93％（非農人口/總人口）。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城市化進程是建立在農業發達、農村發展的基礎上，不是要放棄農業和犧牲農村，而是要發展農業，繁榮農村，富裕農民，否則只能導致城鄉關系的過度畸形。拉美一些國家發展中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過快的城鄉斷裂，帶來農民的“假城市化”。中國基本的國情是農業人口基龐大，據統計，目前我國依然有近8億農業人口，那種“小國寡民”的迅速城市化顯然不適用于我國。20多年來，在承載能力不足和公共服務水平有限的城市之中，１億多農民工實質上處于“無根生存”的狀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長期游離于城鄉之間。
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市長毛小平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讓農民工像候鳥一樣在城市和家鄉之間奔波，這種候鳥式的打工方式，雖在農民增收上取得巨大成果，但卻無法使他們真正分享城市發展成果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還產生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不和諧的社會問題。農民工失業為何就只能返回農村？這背后折射出中國城鄉二元化之“痛”——農民就業指標尚未進入政府就業統計范疇，也不是中央政府考察宏觀經濟狀態的指標，直接導致農民工無法享受城鎮就業優惠政策支持。
一些學者也指出，我國一方面是農業大國，另一方面又是農產品進口大國，這說明我國的農業尚不足以支持工業發展，這正是城鄉產業關系畸形的實證。
城鄉統籌需多管齊下
如何統籌城鄉發展？實際上，無論是快速城市化，還是城鄉一體化，都是實現城鄉結構轉變和社會關系和諧的特定途徑。在不同的發展道路下，構建一個和諧發展的社會是各種發展模式的基本目標。然而，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如果改變城鄉關系的手段選擇不當，要么難以達到發展的目標，要么就是在達到目標過程中付出巨大的代價。以犧牲社會和諧的方式求發展就是付出發展成本最重要的體現。拉美城市化“陷阱”深刻地揭示了這個道理。“要想讓我國的城市化和諧有序前行，當前最關鍵的就是要走城鄉統籌發展之路，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民經濟在當前特殊時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全國政協委員李愛國在兩會上如是說。
其實早在2002年，中央就提出要城鄉統籌發展，并于2007年先后批準成立了成渝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以逐步建立較為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強化經濟發展動力、縮小城鄉區域差距，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和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鎖定“三農”，并對農業多功能性問題予以明確闡釋，使人們認識到農業不僅能夠保障糧食供給，促進農民增收致富，還能在推進工業化進程、保護生態環境、傳承歷史文化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農民大國、小農大國的國情決定我國的城市化、現代化必然建立在自身產業齊全并協調發展的基礎上，各大部類、各產業之間應該是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關系。
和諧城市化環保不能缺席
城市化是一個綜合性、系統性的浩大工程，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要想讓我國的城市化走和諧、可持續發展之路，環保絕對不能缺席，任何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都是得不償失的。
環保緊箍咒不能松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工作報告中強調，2009年，我們要毫不松懈地加強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工作，突出抓好工業、交通、建筑三大領域節能。參加兩會的一些代表委員也十分關注環保問題，他們擔心一些地方政府借中央出臺４萬億元投資計劃和產業振興規劃之機，上馬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產能項目。全國人大代表陳振樓在兩會上更是直言，“現在在一些地方，一個項目從立項到上馬只用了十幾天，有人說是提高了行政效率，我擔心的是把環評程序省略掉了。”他的這番話，得到了不少代表的贊同。
國外一些國家城市化的經驗也證明，在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先發展后治理，或是邊發展邊治理的模式在我國是不可行的，尤其那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不僅會造成巨大的浪費，更會破壞環境，影響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故而，對我國這樣一個資源相對短缺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環境保護工作要做到未雨綢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和諧、可持續發展。
征收環境稅刻不容緩
早在今年兩會之前，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經過調查和論證，提交了關于開征環境稅的提案。提案認為中國的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工作，雖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但環境形勢嚴峻的狀況仍沒有改變。2006年國家環境監測網實際監測的745個地表水監測斷面中，有28%屬于劣Ⅴ類水質；559個監測城市中，51個城市空氣質量劣于三級標準。同時，根據《中國環境經濟核算報告2005》核算結果，2005年的環境退化成本高達5787.9億元，占地區合計GDP的20.93%。由于目前缺乏解決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的機制，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問題成本沒有有效降低，加劇了生態環境惡化，需要創新政策機制來改善。所以，為應對當前我國嚴峻的環境形勢，開征環境稅勢在必行。
如何開征環境稅？農工黨中央在提案中提出，可借鑒發達國家特別是OECD國家的成功經驗，根據污染者付費原則，從糾正市場失靈和調節經濟人行為考慮，開征二氧化硫稅、二氧化碳稅、氮氧化物稅等。這樣不僅可以控制污染排放和改變消費者行為，還可以為污染控制籌集資金，同時為稅制改革提供方向和創造機會。針對有關開征環境稅的建言，財政部透露，目前財政部和環保部開始研究征收環境稅問題。
生態移民可以“一箭雙雕”
現在，我國將人口居住區劃分為人口限制、疏散、穩定和聚集區等四類不同功能區，其中人口限制區屬于國家生態屏障地區，發揮著基礎性保障作用，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區，占國土面積的31.71%，居住人口257萬。這些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些地區的人口增長過快，超載嚴重，造成生態系統失衡，生態屏障功能削弱。而生態屏障一旦遭到破壞，修復周期將十分漫長。
鑒于此，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力表示，在當前經濟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國家可以啟動生態屏障地區的生態移民工程。這不僅有利于在城市化中改善當地居民的生存環境、加快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還可增加經濟規模近8000億元，進而拉動內需。
與此同時，政協委員周衛國強調，受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東部沿海一帶落后產能有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傾向。事實上，過去一二十年間，東部地區有些小水泥、小五金等鄉鎮企業一度發達興盛，但很快因為破壞環境、缺乏競爭力而走向衰亡，中西部地區在接受這些產能轉移時一定要首先考慮環保，決不能為了一時發展而破壞環境，這種涸澤而漁的方式最終會演變成生態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