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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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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鑫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主席
滄桑砥礪60年，我從鄉村走進城市，帶領家族實現了社會階層的大跨越。相比奮斗的不易，其間的心路歷程更難為人道。每當夜半夢醒時，回想一路走來的艱辛、幼年遭受的欺凌，常眼眶泛紅、心有不平。因此，我盡力使子孫懂得，不可只對今日之圓滿坐享其成。適度的磨練才能守得住今天的繁盛。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帶給年輕人——尤其是貧困家庭出身的年輕人正能量，愿他們樹立風雪。
風雨飄搖的家
我的曾祖父是抗日烈士賴來，1913年因領導臺中東勢角起義而獻身，在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臺灣同胞名錄中，仍能找到他的名字。東勢角事件幾乎給我的家族帶來滅頂之災，我父親7歲喪父，與祖母二人逃進山中存活下來。
1952年6月1日，我出生在臺灣苗栗縣大湖鄉的一座小村莊中，家境貧困，請不起醫生，祖母又已失明，是父親依照祖母的口令把我接生下來的。禍不單行，3年后的一場臺風吹走了我們棲身的簡陋房屋，一家人開始了居無定所、寄人籬下、四處漂泊的日子（先在舅公家寄居，后又搬到義和村淋漓坪的租屋中）。直到1966年，父親和祖母才在公墓旁的山坡地上，用別人拆房的剩料建了一座茅草屋。
我在這方狹小的天地中成長，沒有機會接觸村莊以外的社會，曾以為全世界只有客家人，不知道有“普通話”（我到小學3年級才學會講普通話），更不敢奢望自己家中有財產、有土地。年邁的祖母生病，使這個風雨飄搖的家庭再一次陷入困境。父母為此四處舉債，卻未能留住祖母。祖母過世時，我們已家徒四壁，買不起棺材，就用我和祖母的床板做了一口薄棺。我和父親端著香爐，將油漆都未刷的棺木葬在了家旁的公墓中。
為祖母醫病欠的外債和5個子女的撫育，成為壓在我父母身上的一副重擔：小學畢業后，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初中，因家中付不起學費，只能到農校學習農業經營；祖母仙逝半年后，我最小的弟弟也上學了。為了撐起這個家，父親務農之余四處打零工，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去做掃馬路的臨時工，生活還是捉襟見肘，這意味著必須有人做出犧牲，而我排行最大。1967年，我帶著全家拼湊出的20元新臺幣（折人民幣3.9元），一路輾轉到了臺北。
那一年，我初中還未畢業，不滿15歲，身高不到1.4米，體重不足30公斤。鄰居們說，如果這個孩子能夠活著回來，就算是福大命大了。
少年當自強
少小離家、孤身在外，所經歷的種種如今已不愿再回想。還記得我剛到臺北時，因為付不起租金，常常夜宿火車站；有時舍不得吃飯，也會去火車站，待到半夜會有工作人員前來把我帶走，這樣第二天的早飯就有著落了。
堅持到可以服兵役的年齡，我入了伍，不必再為衣食憂心。軍隊生活平復了我從小到大因貧窮、受欺侮而產生的自卑感：在軍隊中，大家一起吃飯、穿同樣的衣服、有各自的津貼，只是別人的津貼可以自己零用，而我的津貼要寄回家，因為我還有4個弟弟需要照顧。就這樣，我以自己有限的能力，讓4個弟弟順利讀到高中畢業，并幫助家庭還清了多年累積的債務。
雖然這時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我深知，要改變自己與家族的命運，還需奮發圖強。臺灣有兩套升學體系，一套是通常的從小學、初中、高中讀到大學，再讀碩士、博士的體系；另一套是同等學歷考試。我在服兵役期間，拿到了高中同等學歷，這使我具備了參加臺灣公務人員考試的資格。1976年是我服完兵役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初等公務員。按照臺灣公務人員考試規定，初等公務員需自修三年才能參加高等公務人員考試。1981年，我考取了臺灣土地行政管理專業高等公務員的第一名。
在臺灣，高等公務員求職時可比照大學畢業生，考取優等或狀元者可比照碩士、博士。我是優等的第一名，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選擇機會：既可以做公務員，也可以去學校教書，還可以到企業應聘。最終，我選擇了企業。
積跬步行千里
事實上，自從退伍之后，我一直在電子公司工作。我所在的公司有600多人，無權勢無背景的我，從工廠生產線的工人做起，一直做到人事處主任的位置，當時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此外，無論做教師還是公務員，都只有一份工作的收入，受制度制約，無法兼職；而在企業工作，我晚上還可以去兼課教書，這樣就有了更多的收入。
我吃過貧窮的苦，從14歲離家起就暗下決心要出人頭地、回報父母。我深知，在電子公司為別人打工不是我人生的終點。在公司，我努力工作，以普通生產線作業員為起點，逐步成為倉儲助理員、推銷員，乃至公司經營管理顧問。工作之余，我發奮自學，不僅考取了財政稅務專業的高等公務員，還先后取得了注冊會計師等多項資質證書，掌握了企業管理、股票操作等多領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儲備為我后來的人生進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5年，我創辦了自己的土地事務所，專門從事地產事務，并獲得了2座建筑金廈獎。后來，我又創辦了自己的財稅事務所、股票投資公司等多家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原本的公司經營管理顧問職務逐漸變成我的兼職，聘請我的公司也變成了我自己事務所的客戶。1990年，我用事務所盈利收購了這家公司，成為公司法人，并將這家公司經營至股票上市（2015年，這家公司剛剛度過第39周年年慶）。1992年，我得到國家土地局聘請，成為第一批受聘到大陸的臺灣土地規劃訪問學者；此后，我又先后受聘成為兩岸數所大學的客座教授與訪問學者……
在實現了自己年幼時立下的志向，扭轉了家族命運后，我知道，還有太多與我少年時同等處境的孩子仍在孤軍奮戰、艱難前行，我愿意盡一己之力為他們提供幫助。我與其他企業家共同出資建設的江西井岡山華憶科技學院應運而生，連續多年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如今有的學生已自主創業成為老板。教書育人、支撐家族，這些帶給我終身的成就感。
子孫若如我
一程風雨一程路，今年的我已60歲有余，身體尚可、家族興旺，兒孫膝下繞。兒子兒媳、女兒女婿至今與我同住一棟樓，5個孫輩健康可愛，他們跟著我風餐露宿走過來，非常珍惜今天的好生活。在與孫輩的相處中，我時常想起帶我長大的祖母。臨終前，她把父親和我叫到床前，叮囑父親一定要把5個孩子撫養成人；交代我一定要努力功成名就。今時不同往日，我的兒孫不必再如我幼時一般艱辛，然而我仍會有意識地讓他們吃一些苦，因為“打江山易，守江山難”。
我成立自己的事務所成為老板時，3個孩子都在讀小學。大女兒每天牽著弟弟妹妹們走路去學校，即使遇到大風大雨，孩子們也是步行上學，我開車跟在后面，從未讓他們上過車。現在，接送孫輩們上學用的是摩托車，冬天亦如此。
雖然當時的我已經是個成功人士了，但是孩子們大學畢業后全部從工廠工人做起，沒有得到過任何特別優待。孩子們對此從無怨言。這讓他們得到了一定的磨練，我想這對他們的人生也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