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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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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按照《意見》要求，將全面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制度，嚴厲查處拖欠工資行為，努力實現到2020年基本無拖欠的目標。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表示，施工總承包企業對所承包工程項目的農民工工資支付負總責，在工程建設領域堅持先簽勞動合同后進場施工，全面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制度。在工資發放上，《意見》將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管理制度，確保專款專用。
農民工欠薪問題可謂由來已久，大有積重難返之勢。2003年，四川農民工熊德明向總理討薪的事件，引發了這一問題普遍而持久的關注。自此，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和單位不斷出臺各項政策規定。近年來，幾項政策力度尤為明顯。2012年推出的農民工工資保證金，明確在工程開工之前，由建設工程項目審批行政部門負責通知，并監督建設單位按照工程合同價款的3%向銀行專戶存儲的工資專項資金。保證金根據省、市、縣各級項目審批權限實行層級監管，并實行專戶存儲、專項支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挪用。
201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定罪量刑標準進行了明確，這意味著承包商惡意欠薪農民工，假如數額較大，負責人將有可能被判刑。此外，每年歲末年初，人社部門也聯合有關部門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加大涉及農民工報酬爭議的處理力度，同時建立部門聯動機制，健全勞動保障行政監察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加大對欠薪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
此次全面推廣農民工實名管理制度，并明確了農民工工資支付的總負責方，似乎針對農民工群體工資支付的保障已經相當完善，甚至于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不可謂不周到。然而，農民工工資支付問題，不是簡單一兩個無良老板惡意欠薪導致的，也不是支付制度層面的問題，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問題。在為監管方的周到叫好時，也有必要意識到解決問題時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情況。
農民工被欠薪，占據了被欠薪群體的90%以上。為什么這樣的問題會頻繁發生，在于背后的機制。首先，農民工在和承包商建立事實上的勞動關系時，往往不會簽合同。農民工本身的流動性很強，面臨的上崗競爭壓力也很大，直接面對的并非建筑公司或勞務公司，而是基于地域、血緣或者朋友關系介紹的包工頭。作為一個中介存在于農民工和建筑商之間，包工頭常常會拒絕簽合同，農民工沒有太強的法律意識，建筑公司也樂得省心。其次，與農民工產生勞務關系的承包商，絕大多數都采用“按工程結款”的結算方式。所以，建筑企業一旦遇到資金鏈的問題，很可能會無法按時“按工程結款”。而且在建筑工程領域，層層轉包的現象極其普遍，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資金問題，最末端的農民工都會遭殃。
可以看到，農民工在面對欠薪時，最末端的他們幾乎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對于農民工來說，討薪時的集體行動，也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行為。去年年末，甘肅蘭州180多名農民工，向蘭州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投訴施工方，即甘肅第九建設集團公司拖欠他們614萬多元工資。180多位農民工最終獲得了討薪成功，他們調動的是監管方的力量。也就是說，他們的集體行動并不能直接解決問題，而是需要調動政府力量，通過施加社會維穩壓力進行解決。
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欠薪之后誰來解決，而在于避免欠薪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國家力量的出面，實名制、一卡通、銀行卡支付等技術手段的運用，所起到的效果一定是明顯的。但這本身并不能杜絕欠薪現象，因為農民工處于最末端，處于散沙狀的權力形態并沒有得到改觀。畢竟技術賦權農民工的本質，是增強他們的舉報能力，但如果能在法律上賦權農民工進一步組織化，那增強的就是他們的內在的維權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