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3日,優步軟件在西安開始運營。但在落地西安4個月后,部分優步司機反映出現大規模賬號被封的情況,賬號內的運營款被扣。昨日,優步方面回應稱,賬號被封疑與司機刷單行為有關。
站在司機的角度說,賬號被封,導致里面的運營款無法提取,這意味著,不僅要承擔一些損失,一條財路還被堵了,自然有人要討個說法了。但站在公司的角度,封號行為也完全有著能夠自圓其說的理由和依據。于是,雙方出現了尖銳的對立。
按說,市場經濟里的每一個參與者,固然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出現矛盾和糾紛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因為建立了一套成型的規則和制度,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也都能“有法可依”。一個共識是,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沒有法治的保駕護航,市場經濟就不成為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里的糾紛和矛盾,有賴于健全、高效的法治。哪一方有理沒理,總能在法律層面上分出個子丑寅卯來,既維護了每一個參與者的利益,也保證了整個市場大環境的良好運行。法治對于市場經濟尤其重要、不可或缺。
所以,這個社會,也一直倡導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大大小小的問題、矛盾或糾紛都能通過法律通道化解,這才是法治社會的常態。從道理上講,優步打車軟件封號事件,自然也應該回歸到法律軌道中來解決最好不過,說這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也不為過。
但是,不能不說,在打車軟件這個問題上,雖然誕生也就不到兩年時間,但能量巨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成為民眾的“日用品”和“必需品”。不過,在打車軟件日益強大的背后,我們也能看到,網絡約車本身的安全性、服務質量等問題也開始顯現,而對于不少地方嚴厲的封殺政策,輿論則頗有批評。可以說,打車軟件外部的生存環境,自身的合法性、安全性和規范性,以及監管部門的缺位,都在影響其進一步的發展和命運走向,以至于逐漸成為一個必須要快速明確的法律議題。
可以說,當打車軟件自身的合法性都沒有解決,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就不奇怪,進而,無從有效預防以及有效化解各種問題更成為一個棘手問題。換句話說,打車軟件要繼續往前走,既往的野蠻生長狀態已經不可持續,而必須在“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的邏輯下求解。用時髦的話來說,法治社會,專車不是法外之地,需要系統性的頂層設計。
就在前幾天,交通運輸部發布的“出租車改革意見”、“專車新規”兩個征求意見稿已經征集意見結束。縱觀整個征集意見的過程以及結果,爭議很大,撕扯激烈,幾乎在諸如私家車能否運營等一些關鍵性問題上,毫無共識可言。由此而言,專車的命運,充滿著不確定性,但時不我待,現實需要盡快終結這種不確定性。正是在這個特定的大背景下,西安發生打車軟件司機賬號被封的情況,其實也是從一個側面在呼喚著打車軟件的“法治經濟”,這個案例本身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妨成為相關部門決策中一個現成的參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