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被稱之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先生駕鶴西去,引起了思想界的廣泛關注。這位中國農村改革的設計者,在正確的時間做出了正確的改革設計,有力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但農村改革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應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推進,不斷被喚起、反思,從而校準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的方位。無論是城市改革還是農村改革,均應該把“人”字大寫在改革的路標上。
今年國慶期間,我在英國倫敦訪問,有機會路過英國的鄉村,準確地說,我所見的是倫敦的郊區。讓我吃驚的是,離開倫敦市中心半小時的車程,滿眼的田園牧歌式的詩意畫面就那么毫無遮擋地展現在我的面前。眼前的畫面簡直美得不真實!城市與鄉村如此和諧地相處,實在讓我難以置信。難道這就是現代工業化源頭國家的真實面目嗎?倫敦這個曾背負“霧都”惡名的現代工業城市,靠什么讓藍天白云重新回歸倫敦人的視野,又靠什么讓倫敦的腳下變得如此自然清美?
作為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先行者,英國對城市和鄉村的理解,也比我們先行一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城市在社會、經濟、政治功能以及效率方面確有顯著的優勢,把資源聚集在城市空間上,便于物品的生產、流通以及銷售,便于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有利于社會資本的再生產,有利于對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于是,城市按照功利主義的邏輯,迅速擴張起來,一個個城市拔地而起,一個個城市群也不斷刷新城市擴張的歷史。在城市化的進程上,英國走在前面,他們首先品嘗到城市化的甜頭,但也及早意識到城市的問題。當城市無節制、失控地擴張,逼近城市的功能極限之后,其不可愛的一面就會漸漸暴露出來,城市病就會發作出來。
在英國,就有那么一幫先知先覺者,及早意識到城市問題,于是,他們行動起來,發起保護鄉村運動。有意思的是,這批鄉村保護運動的提倡者和踐行者,并不是地地道道的鄉村農民,多是衣食無憂的富人或社會精英,這種逆城市化的鄉村保護運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行動。這些人在城市中轉了一圈,被城市“圈養”一通之后,驀然回首:鄉村才是他們的初心。
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在《英國鄉村》中曾有這樣的感慨:在某些國家,都市便是這個國家的繁華富庶所在,是那里文采風流典章人物的薈萃之地,而鄉村則屬于較為粗陋的地方;在英國,情形則剛好相反,大都會只是上流社會的臨時聚集之所或定期會晤之地……即是說,城市只是人的寄居之地,人只是城市的匆匆過客。鄉村才是人的久棲之所。斯坦利·鮑德溫爵士也曾說過:“對我來說,英格蘭就是鄉村,鄉村才是英格蘭。”也有人說,英國的靈魂在鄉村。他們覺得真正的英國人是個鄉下人。在英國人的腦子里,英國的靈魂只有在鄉村才能找到歸宿。
正處在城市化與城鎮化關節點上的中國,應該從英國的城市化經驗中獲得啟迪。城市與人的關系,不能本末倒置。在城市面前,人是至高無上的。失去人的價值,城市只是一具空殼。城市是人的驛站,但不是唯一、永遠的目標。
中國改革最初是從農村啟程的,但農村改革的核心目標是解決農村最現實的吃飯問題。因此,當年的農村改革沒有什么詩情畫意,是純粹的功利主義的,以解決溫飽為最大訴求。后來,通過“包產到戶”迅速解決了農村的吃飯問題。當農村解決了溫飽“剛需”之后,改革的重心迅速轉移到城市,城市化成為改革的重頭戲。隨著城市改革的大面積鋪開,大流量的城市剩余勞動力轉移到了城市,為城市發展提供人口紅利。在強烈的城市化沖動之下,中國城市的數量和體量迅速擴張,城市空間變得越來越緊張,城市人口快速膨脹,城市病也漸漸蔓延開來。這時候,改革如何推進?城市化如何續篇?是繼續按照城市化的邏輯任性地走下去,還是而今邁步從頭越,重新開啟農村改革的“二次革命”?
回望鄉村,我們心中盛滿了濃郁的鄉愁。英國式的美麗鄉村是我們向往的,但愿這不是遙遠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