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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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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過去，發生在湖南邵東的“三少年弒師案”仍是輿論場上的熱議話題。作案人中有兩人為“留守兒童”，這也使得一直高企的留守兒童犯罪率再次受到關注。昨日又有媒體披露了新的案件細節：三少年在進校搶劫之前，已經在網吧打了一上午游戲；而他們在殘忍殺害老師之后，又選擇了去網吧通宵。網吧管理也再度登上輿論前臺。
案件雖是新個案，問題卻是老問題。觀察此案所引發的眾聲喧嘩，不管討論如何激烈，也不論對三名弒師的少年如何譴責，似乎對于留守兒童或網癮少年都于事無補。輿論缺乏對留守兒童、網癮少年的關注嗎？從來不缺！輿論對留守兒童和網癮少年所提出的種種建議不對嗎？好像也想不出再多新辦法。
留守兒童問題，是由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轉移衍生出來的。據全國婦聯2013年發布的研究報告，農村留守兒童至少有6102.55萬，占農村兒童37.7%，占全國兒童21.88%。要從根源上減少留守兒童，還在于社會轉型的逐漸定型，以及城鎮化的推進。而這注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當我們不可能硬性要求所有農民工都留在家鄉或外出打工也帶上孩子時，解決之道就變成了：如何遏制留守兒童群體中那高企的犯罪率。有專家擔心媒體過度聚焦作案人的留守兒童身份，可能構成對留守兒童的污名化。這樣的“關懷”未免有些矯情。留守兒童的犯罪率問題顯然并非指向所有的留守兒童，這一群體普遍生活缺乏照顧、內心缺少關愛、行為缺乏管制，也是事實。看到了這一問題之所在，有效應對才成其為可能。
也正因為這一群體的特殊性，我們才有必要繼續推進對留守兒童的進一步關注——在這一領域，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社會組織、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對口幫扶、更多的心理疏導以及更多的法律援助。但就算對留守兒童的社會關愛做到了極致，也無法替代父母對子女的教養。基于現行刑事責任年齡，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不承擔任何刑事責任。在留守兒童的犯罪個案上，他們的父母實則成了第一責任人。貧窮、流浪與關愛自己的孩子并不必然沖突。喚醒農民工對下一代教育的重視、對子女成長的關愛，比零星或偶爾為之的社會幫扶要重要得多。
比起留守兒童父母的家庭責任，網癮少年問題更多指向一些政府職能部門。依2002年《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網吧不得接納未成年人進入營業場所，且每天營業時間限于8時至24時。從邵東“三少年弒師案”來看，上述規定在當地形同虛設。據報道，針對涉案網吧違規接納未成年人問題，文化部已經展開查處。但問題的關鍵或許并不在網吧，而在于誰是那些容留未成年人并通宵營業的網吧的保護傘？執法者是瀆職還是枉法，如果沒一個說法，留守兒童變身網癮少年進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悲劇就不會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