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過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須鼓勵和允許不同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10月13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7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點明了改革的價值取向,強調了鼓勵基層改革創新的重要。
連日來,出租車行業的改革正引起社會關注。交通部公布的針對出租車和專車的兩份“征求意見稿”,體現出推動新舊業態融合發展的鮮明改革取向,并明確“給地方充分的自主權和政策空間”。而作為國內發出第一張專車經營牌照的上海,其“試水”之舉吸引了各方目光。繼12、13日本版刊登“評論員觀察”后,今天,我們連線解放日報評論員朱珉迕,聽他談談對上海“專車”管理模式的一些看法。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這場改革,增進共識。
——編者
日前,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專車平臺頒發網絡約租車平臺經營資格許可,并宣布對符合要求的平臺都開放申請資質。同時,網絡專車平臺巨頭優步宣布正式入駐上海自貿區,成立美國以外其唯一的獨立公司。向專車平臺發資質許可,這在全國甚至全球都是創新之舉;接納優步進入自貿區,也釋放出鼓勵開放、包容創新的積極信號。
網絡約租車伴隨著“互聯網+”橫空出世,迅速占有市場,對業已成為全國性難題的出租車行業改革來說,不啻投入一顆“深水炸彈”。事實上,出租車行業錯綜復雜的問題和矛盾,也是深水區改革的一個縮影;專車所代表的新事物對舊模式的沖擊,更是“互聯網+”時代的重要特征。
破除創新阻礙,捋順利益關系,歸根到底要靠改革。對待專車這樣的新事物,是視而不見、繞道而行,還是直面挑戰、正視需求,將影響到行業發展的未來。上海為專車打開“正門”,也是表明一種開放態度:當專車已是既成事實,正視新事物、正視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和矛盾,用開放的心態來直面難題,這是改革者應有的擔當。
出租車改革之所以成為全國性難題,難就難在利益格局的復雜。專車的出現,一方面影響到既有的利益分配,一方面也對政府監管提出現實挑戰,兩者往往糾纏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讓專車與傳統出租車兩種經營模式融合發展,對政府轉變職能、簡政放權也是一種提醒和倒逼。而能不能像中央部委要求的,充分利用地方自主權和政策空間,為“互聯網+”時代的出租車探出新路,也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態度。
如何找到一個合理有效的監管模式,是政府給自己出的考題。從上海現在對專車的管理方式看,是在嘗試以“管平臺”代替“管車輛”,賦予專車合法化地位,將車輛的資質核發權限交予平臺,以此改變傳統的監管模式,這在一些人看來或許過于大膽,因為對平臺的定位和信任度,一直是此輪改革中的爭議熱點。但如果結合市民出行的實際需求、專車市場的發展方向來看,這樣的制度創新也有其必要。
當然,“險棋”是不是“妙招”,能不能把監管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還需要從實踐中找到答案。事實上,作為“吃螃蟹者”,上海的改革收獲了不少輿論點贊,也面臨不少質疑和觀望。由于現行法律法規對很多具體問題尚未最后界定,交通部對于出租車行業以及網絡約租車的管理辦法還在征求意見中,這使得探索更具有“超前”性質,甚至可能與舊規則發生沖突。
對地方而言,此時,既要堅持依法改革、央地同向,也需要大膽創新、勇于探索。對全國來說,既要及時、全面的治理法規跟進,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也需要寬松的容錯機制、高效的糾錯機制,作為改革創新的堅實后盾。如此,才可能從技術創新而至管理創新,進而實現制度創新。這是上海專車試點帶來的另一層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