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新農村建設、科學發展觀、教育、醫療、生態環保、節能減排等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如何通過政策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舒適,收入更高,受的教育更多,醫療條件更便利,居住環境更美好則是各級政府的良好心愿。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的政策,財政支出結構具有明顯的“城市偏向”特征:財政支出的大頭在城市,保障的對象主要是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占全部人口的2/3以上,得到的財政資助卻只有1/10左右。
現實中,我國的農村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障礙和沉重負擔,而造成這個負擔的則是我們的城鄉二元結構。長期以來,圍繞解決“三農”問題,可以說全社會煞費苦心,傾其全力,但收效甚微。其中一個重大的誤區是,就“三農”而解決“三農”問題,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必須跳出這個圈子。
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到了一個新的轉折期,許多有識之士呼吁:“現在該是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城市化的真正目的應該是城鄉共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城鄉二元的經濟體制,才能實現統籌城鄉發展之目的。
有學者指出,解決農村問題需要全社會的支持。通過政府調控,推動利益回歸,反哺農村,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歷史必然和現實選擇。利益回歸,“反哺”農村,靠市場是有限的、緩慢的,甚至是不現實的。要靠政府揮動“看得見的手”,要靠政府的力量。
在應對美國次貸引發的本次金融危機中,中國需要完成雙重任務:保持經濟增長和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在本輪中央4萬億投資措施的引導下,各地方政府擴大投資規模的積極性更為高漲,這既是抵御本輪金融危機的得力舉措,更是我國政府反哺農村的良好時機。
那么,政府如何發揮好這一只“看得見的手”的力量呢?筆者以為,在本輪加大投資、擴大內需過程中,各級政府必須尊重科學,對癥下藥。切忌相互攀比,一哄而上,使城市反哺農村成為“惡補”,恐怕這既不是政府的初衷,更不是廣大農民兄弟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