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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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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在全國各地走動多了，難免有這樣的觀感：越是小地方，法治狀況往往越差，縣城及縣以下則更糟，權勢者或惡霸橫行現象非常普遍，人們更習慣于用拳頭或關系而不是法律來解決問題；而相比之下，反差明顯的是，越是大城市，法治程度則相對就越高一些。對上述差異，想必多數國人都多少會有所感觸。然而，其背后的原因又是為何？
在我看來，在上述表象之下，其實隱藏著某些規律性的內在機理。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法律的實施須臾離不開公權力作為后盾，而城市通常也是公權力的中心所在。這就決定了，越是小地方，距離權力中心越遠，法律實施的成本就越高，法律的作用自然也就越薄弱。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之外的機制，如暴力或人情自然也就比法律更為管用。當年美國的西部，也同樣是法律無力之地，解決爭議不是靠法律，而是比“誰拔槍更快”。而相比之下，越是中心城市，公權力與法律發揮作用的成本就相對越低。
而且，城市越大，違法行為包括違法濫權行為的監督制約的機制和力量，也往往同樣更為豐富有力。這首先是因為城市不僅是權力的中心，也同樣是監督性機制的中心。而且，越小的地方則越封閉，而城市中傳媒和信息更為便捷，違法現象很難被捂住。
可能還有一個相對隱秘、微妙的因素是：越是大城市生育率越低，因此城市家庭基本上都是小家庭，而很少像農村那樣，某些家庭或家族可能會有更多的男丁。如此一來，在城市中人們的暴力實力大致是平衡的，而很少會有某一方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現象。因而，人們發生爭議或糾紛時，往往更愿意通過法律解決，而不是訴諸暴力。
第二，熟人社會V S生人社會。很明顯，越是小地方，熟人社會的色彩越重，從而找關系比訴諸法律更方便；而且正是因為小地方熟人社會的色彩更重，利益關系就更為盤根錯節，法律就自然難以公正地執行。此外，熟人社會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人們更看重“面子”。在這種情況下，更容易出現“面子”因素壓倒法律標準的現象。
而在城市中，人的流動性和異質性要比鄉村強烈得多；越是大城市，熟人圈子的影響力就顯得越小。因此，城市總體而言是一個陌生人社會，托關系自然就相對更難。如此一來，人們解決糾紛和沖突便只能更依賴法律— 從社會學與歷史的角度觀之，法治本來就是調整陌生人社會的爭議和糾紛的產物。
第三，觀念與文化的差異。大而言之，法治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城市不僅因為以陌生人為主并從而決定了更需要通過法律解決爭議，同時也由于城市人口集中，人們行為的外部性更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更為復雜，關系和倫理自然也難以有效調整這樣復雜的社會關系。
而且，本質而言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城市的經濟水平通常要比農村更高，同時城市有著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獲得和接受新的知識和觀念也更為便捷。就法治而言，這都無疑意味著，人們的法律意識通常更為強烈。而相比之下，越是小地方，人們的法律觀念顯然就越弱，越難以懂得通過法律來解決問題。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其重要標志。從歷史上看，城市化對任何一個國家都影響巨大。可以斷言的是，城市化不僅僅意味著人口集中，以及意味著經濟效應的提升，同時也意味著新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并將深刻地改變社會制度。城市化客觀上更為需要法治，并同時也為法治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社會條件— 而在一個農業國家，是難以建成成熟的法治的。上述結論可以從社會學和歷史的角度找到堅實的證據，而并非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城市和農村。
當下我國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進程之中。這一過程不僅迫切需要法治來予以規范和保障，而且也為推進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