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蒼南縣商務局副局長,工程師。
作為一位長期從事縣域城鄉建設實踐工作的鄉土人文學者,朱成堡30多年來一直致力于農村經濟和鄉村建設研究,對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變遷和文化失落有著切身的感悟和獨到的見解。本刊就此對他進行了專訪。
《城市化》:您長期從事城鄉建設管理工作,還親力親為創建了“碗窯博物館”,策劃構建地方傳統產業蒼南礦山井巷業發展,出版、發表專著、論文多篇。您的文章《城市化背景下的鄉村重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有深度,也很接地氣。您認為就中國當前而言,鄉村和鄉村重建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況?
朱成堡:關于鄉村的美麗和鄉村的現狀,如今的國人基本都有共識了,鄉村的重建也在不少地方開始實踐了。尤其在東部沿海地區,由于“走出去”經濟的發展,重構鄉村成為了民間自覺自發的行動,在一些鄉村新貴的倡導下,紛紛修橋造路、建祠堂修族譜,甚至建公園、亭臺、樓閣和其他一些公共設施。即便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的輸出也使大量資金回歸投放家鄉,修建或拆建舊宅老院,這成為有目共睹的現實,在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中就有典型描述。
從單純的經濟發展觀點出發,如今鄉村的物質條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生發出許多精神文化層面的問題:一是拆建新建的宅院雜亂無章,甚至整條街道重新拆建,嚴重破壞了原有村莊的文化肌理;二是一些風貌特征顯著的宅院被翻建成不倫不類的土洋房,導致存在“千城一面”的同時,又出現了“萬村一色”;三是那些宗祠被翻建得富麗堂皇,卻使幾百年歷史的事實文物(只是沒有被政府列入文物保護單位而已)老建筑徹底消失了,也是一種文物破壞;四是鄉村的空心化和老人化,使傳統文化形態失去了傳承的載體;五是鄉村的公共環境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除了水流的污染外,在一些發達地區甚至出現破壞生態環境現象:為了獲取“占補平衡”的土地指標用于發達城區的地產開發,在鄉村山地破壞植被,名曰造耕地,實為無人耕種也無法耕種的荒地,更為嚴重的是裸露山體不斷被暴雨沖刷入河,污染整個區域河流,是明知不可為,卻為了獲取被嚴控的土地指標,進而獲得高額地價收入而為之的政府急功近利行為。
《城市化》:我國一直重視三農問題,也多次提出并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您認為,出現鄉村現狀問題的根本原因或者說癥結在哪里?
朱成堡:的確是這樣。不同時期黨中央全會都有形成關于新農村建設的決議,各級政府都安排不少財政資金用于三農發展,成效也是有的。比如,浙江省在本世紀初就實現了全省范圍的“康莊工程”,就是村村通公路,各省市也由省級規劃和建筑設計院繪制了成體系的套圖供鄉村建設選用。交通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改善使鄉村與城鎮縮短了距離,同時也使大量鄉村古道、古樹木遭遺棄和砍伐;那些規劃和建筑套圖幾乎棄之不用,因為那是現代建筑科學體系的理想產物,與鄉村文化不接地氣;那些發達地區鄉村,由當代新貴主導的鄉村重建由于缺失人文涵養,由資本說話,盡顯“土豪氣”。種種現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傳統與當代兩種文化體系的對立、經濟驅動的作用力、鄉村人才的缺乏以及體制急功近利使然。就文化而言,不同于科技,沒有先進與落后之分,也難說中西文化孰優孰劣之別。可以說,當前鄉村和鄉村重建的癥結就在于傳統地域文化的斷裂。
《城市化》:鄉村重建是個長期復雜的過程,其重要意義也已經被政府和學者認同,您認為當前重建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有什么有利條件?
朱成堡:不同于上世紀30年代,經過20世紀末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我國鄉村面貌已經得到很大的變化,村民收入提高了,文盲少了,年輕一代進城務工增長了見識;伴隨著交通的改善和通信的發達,鄉村已不再是愚昧無知和臟亂差的處所了;特別在沿海發達地區,鄉村產生了一大批類似于原先士紳的新貴階層,他們戀鄉情結濃厚,有強烈的傳統鄉村文化復興愿望以及光宗耀祖心態,這些都是首要的有利條件。其次,隨著村民收入增長、新貴階層的經濟實力再加上地方政府財力的雄厚,使重建具備了一定的物質,這與上世紀30年代的“鄉村運動”有了截然的不同,那時只能著手于村民掃盲教育和培養衛生習慣。再之,如今的城里人不再鄙視鄉村鄉民,反而羨慕鄉村的優美環境和民間文化,這就使鄉村重建有了市場驅動力。當然,更有中央新型城鎮化決定中關于“記得住鄉愁”保護鄉村傳統文化的決策推動。正是上述幾方面的有利條件,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齊備,決定了鄉村重建正逢其時。
《城市化》:您認為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鄉村建設與以往的新農村建設應該有什么區別?
朱成堡:請注意以往的新農村建設前面有一個定語:“社會主義”,全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文革前,建設目的是開展鄉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灌輸階級斗爭理念。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兩次全會決議,依然是社會主義新農村,但貫徹重點放在了發展培育農村經濟和農戶的增收上,從政府層面也致力于投資改善鄉村的交通、改水改廁、改善通信。所以依然存在不足:首先沒有關注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盡管也有政府文化、建設等職能部門公布不同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項目、“歷史文化名村(鎮)”,但我國廣大鄉村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是不計其數的,逐年申報的區區幾個文化或保護單位和村落僅僅是鳳毛麟角,大量的未列場所和類別就任其自生自滅了,再說文化文物部門在政府眾多職能部門中是比較邊緣化的,其執法力度和資金扶持力度都十分有限,即便對位列“保護單位”的文化及其形態的保護成效也很有限。其次由于體制的慣性,地方政府往往注重經濟領域的短期項目投放,對傳統文化領域和環境打造等長效投資是不愿作為的,就新農村建設而言,通常也是中心工作一過也就放棄而轉入另一項的中心工作了,難有可持續的堅持。再就是如今人文修養的普遍缺失,導致一些自為的鄉村建設項目一味地仿照和追求豪奢氣,難能傳承傳統的地域特色,所謂“只有民族的、地域的才是世界的”,只是停留在少數人“事后諸葛亮”式的口頭評判上。那么,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鄉村重建,一是必須注重于文化傳承;二是保留地域文化特色;三是不以追求經濟效益為唯一目的,更不能急功近利,要立足于長期的文化和社會效益;四是貴在堅持,不搞一陣風。
《城市化》:您在《鄉村重建》一文提到了如何使之更美的問題,請問從國家宏觀層面來說,還應采取哪些措施?
朱成堡:第一,政府職能部門要馬上組織編寫傳統木結構建筑的規范標準和預算定額。要知道中國傳統建筑是有5000年歷史的,現代鋼筋混泥土建筑也只有一二百年歷史。自己的國家因為沒有自己傳統建筑的預算定額和規范標準而不能招標承建并驗收通過,豈不導致“萬村一色”的現代統一風貌,長此以往,必使中國傳統建筑工藝徹底消失。我國的規劃法,已經從原有的《城市規劃法》修整為《城鄉規劃法》,那《建筑法》也應進行修正,充實兩層以下鄉村建筑的內容。
第二,高校不能再將風水堪輿和傳統建筑僅僅作為學生的選修課和講座,必須開設必修課。建筑科研院所也不能對傳統建筑僅僅作為歷史現象來描述了,最起碼對榫卯結構的力學原理以及與鋼混結構的區別總要搞清楚吧!當然建筑只是鄉村文化的一方面,鄉村還有中草藥、民間武術、傳統工藝、民俗文化、家族文化、民間信仰文化、方言文化等眾多的文化內容。我常常在想,既然我們可以在國外開辦兩百多所的“孔子學院”,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國家里創辦幾所“中國傳統文化大學”,按傳統文化體系來分設諸如國學、中醫藥學、武學、堪輿學、木構建筑學以及琴棋書畫等專業學科?卻至今讓幾千家高校一味傳播現代科技體系,唯獨沒有傳統文化的研究傳承,尤其是傳統文化思維模式——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統一整體觀教育呢?
第三,鄉村重建絕不能按慣例自上而下地一刀切,一定要吸取城市化過程中的深刻教訓,注重差異化;也不能依賴缺乏人文學養的大城市“磚家”來說了算;要調動鄉村的積極性,充分發揮當地人文學者的作用,只有他們才最了解地域文化;還要依靠當地僅存不多的工匠、石匠,就地取材;保護也罷,重建也罷,唯此才能打造出鄉土文化特色的精品留傳于后人。
《城市化》:新型城鎮化需要產業支撐,鄉村重建如何構建支撐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朱成堡: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同許多專家強調新型城鎮化需要有產業支撐一樣,鄉村重建也要有產業發展,但不要一說到產業就是發展工業,相反應該在鄉村杜絕工業,讓工業集聚到城市,由城市的工業化去實現中國夢,那鄉村唯有發展文化旅游業。
現在政府都在說“生態環境產業”,我認為生態環境就是一種讓人受用的精神文化產品,其聯系橋梁就是鄉村旅游業。在美好的生態環境中挖掘、包裝、展示文化元素,不就是生態文化旅游產業嗎?這方面已經有不少成功的范例,比如蒼南礬山鎮挖掘600多年明礬采掘歷史文化,構建礦石館、奇石館、規劃鶴頂山自然生態景觀,積極申報世界工業文化遺產,就是打造傳統地域文化旅游業的民間自發行動。再之,政府文化部門一直以來都在倡導文化下鄉,但不僅僅是組織幾次“大篷車”下鄉演出,而主要在于將都市文化元素下放到鄉村,這方面,蒼南也有先例,莒溪鎮利用劉基廟文物場所,在全國征集劉基詩文書法作品創建了碑林,已經顯現了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促進了鄉村旅游業的發展。還有步頭村,正在利用蒼南籍著名書法家謝云書法作品,在環境優美的溪濱竹林構建“詩歌書法碑林”。
有的鄉村也可允許新建部分與自然生態融合、傳統文化韻味濃厚的居住建筑,讓一些原籍文化老人回歸故里居住生活,或者吸引一些年輕的文化人來鄉村度假和創作,也不失為與鄉村重建相得益彰的一條途徑,有些地方如徽州、大理等地鄉村已經在實踐。民國時期也有城市化,例如上海的建設發展,那些進入城市發展的商人和文人就在鄉村保留老宅,不時往返居住。
中國鄉村并非單一的農耕文化村落,有眾多的山水景觀村落(如蒼南湖井村),明清以來,又形成不少陶瓷藝工村落(我的家鄉碗窯)、工業文化村落(蒼南礬山)、商埠村落,還有防護衛城村落、耕讀仕第村落、醫藥村落(蘭溪諸葛八卦村)、手工業作坊村落,更有大量的不同少數民族村落,可謂異彩紛呈,就應該通過差異化,努力恢復村落原有社會文化形態。比如利用碗窯村現存的古陶瓷生產線將古陶瓷生產工藝恢復起來,將溫州澤雅的傳統造紙作坊恢復起來,也是有很大的旅游產品市場潛力的。為此,縣級政府應該將文化局和旅游局合并成文化旅游局,以利于發展鄉村文化旅游業。
但要注意,鄉村發展文化旅游業應以村民安居樂業、人與自然的融合為終極目標,而不應追求市場份額占有率的GDP,否者會變味,會適得其反。總之,鄉村重建的關鍵在于調動鄉村自身的積極性,由民間自發地進行資源要素配置。政府定出保護發展傳統地域文化的核心原則,學者作技術指導,當地人文士紳和新貴階層主持主導,三位一體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基本方針是不搞一刀切,不以GDP唯上,不急于求成,不進行全面鋪開,實事求是、循序漸進、量力而行。要做到這些,根本出路也在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