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楊九在東莞市厚街鎮一出租屋內,揮刀砍向癱瘓的母親,后用剃須刀片割腕自殺。所幸母子二人均無生命危險。東莞第二市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人員經調查認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為,考慮到楊九只身打零工照顧病母多年,4月3日,對其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4月9日《新京報》)
是什么讓原本大逆不道的弒母行為,竟被坦然冠以”孝子“的名號?是什么讓“一起走向死亡”成為孝子的最后選擇?是什么讓原本罪惡的行徑,深深地撞痛了我們的視線?是沉默太久后的一次爆發,是生活重壓下一次不得已的”出逃“,還是那被壓抑的靈魂終于在”生命無法承受之重“面前發出了一聲劃破天穹的吶喊?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作家史鐵生對于死亡的解讀,與其說是一種豁達和樂觀,不如說是在現實面前深深的無奈和無力感。如果現實的堅硬還為人們存留著一點突破的空間,如果人們對于現實的承受能力還沒有超過對于死亡的恐懼,那么即使面臨苦難,人們依然會選擇活著,選擇堅強。
楊九何曾沒有堅強過,面對死去的父親,他曾拍著胸脯說:“我楊九要重新做十二三歲的小楊九,我要重新做人!”;楊九何曾沒有過夢想,他曾帶著對生活的希冀,去廣東尋找新的生活。只是之后,“在兩個月沒有散工可做,曾經一整天沒吃飯,母親也只有一塊面包可吃……”的現實面前,他才試圖砸碎命運的魔咒,砸碎生活的牢籠,砸碎現實的枷鎖,試圖讓自己得到解脫。
“我們這些人的苦痛,你不會懂得。”是的,“出生在中緬邊境,一個曾經毒品、槍支和艾滋病泛濫的寨子。父親不管家,流浪在緬甸長達12年;兩個妹妹疑似被拐賣常年沒有音訊;哥哥因為毒品和艾滋病死在家中;嫂子正受著艾滋病和精神病的折磨;3歲的侄子很可能是HIV攜帶者;母親癱瘓在床;而自己,曾經在煩悶和引誘下沾上毒品”,這些只有出現在小說中的經歷,常人又怎么理解?
我們不能懂得楊九,我們更加不知道,在城市燈火的盡頭,還有多少個楊九?在無數個白日后的黑夜,在無數個黑夜后的白天,他們背負著重擔,在如磨盤般旋轉的生活面前,已然沒有了任何表情。他們放下了農田和村莊,放下了幼兒和老母,帶著夢想踏上通往城市的列車。或許只是為了能夠早日有一個安身之地,為了讓孩子下學期的學費有著落,讓年邁的父母不再病床上呻吟痛苦……然而,就是這些小小的夢想在大大的城市里有時也會被打得遍體鱗傷,當他們心中對于生活最后一絲希望的幽光被掐滅后,他們該往何處去?除了像楊九所言:現在只想回家,重新開始?
是時候該從道德制高點上走下來,是時候放下“主因起決定作用,任何時候自暴自棄都不能原諒”的哲學理論,是時候問問自己:在這片土地上,還有多少個楊九?我們該怎樣在悲劇產生前給予他們幫助,哪怕只是一個關懷,一聲問候?請記住,每一次這樣的事件都是在給予我們提醒:有些人的悲劇和苦難,恰恰顯示的是這個時代無法觸碰的傷疤,只有通過全社會的努力才能夠慢慢療傷,才能止住悲劇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