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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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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棄嬰島”讓偌大的羊城不再寧靜，它所帶來的倫理沖撞和遠超預期的棄嬰數，著實令人揪心，也讓決策者糾結。設立僅十余日，接收棄嬰數便迅速突破100個，遠超其它試點城市；有的父母攜行李箱遠道而來，離去時鎮定自若，全無骨肉分離的悲傷；前日更接收到首例死嬰。
廣州福利院更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一個保育員要照料20個孩子，一頓飯排著隊喂，起碼要兩小時。長期缺人手，有錢也招不到工，福利院的孩子“躺在米缸里挨餓”……這些細節實際上揭示了最淺顯的道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養育者，也是人倫和法理上的第一責任人，即便外界能承擔棄嬰的養育之職，但其局限也顯而易見。
因此，在任何國家，棄嬰都有違人倫法理，都要受到道義譴責甚至法律制裁。設立棄嬰島其實是在情理悖論中的無奈選擇，關鍵是要在道德、制度、法律上尋求平衡。棄嬰島初設，當人們為“新事物”誕生而探究其合理性時，隱匿的社會倫理缺陷也開始顯現。盡管被棄者多為殘患兒，父母或有不得已的苦衷，社會應當同情；但作為父母，遺棄孩子就意味著道義的背叛，輿論也不能因寬容而放任這種行為。
當然，也應看到，在全國多城市的棄嬰島試點中，唯廣州出現如此始料不及的“棄嬰潮”，確有特殊原因。誠如市民政局負責人所言，在沒試點前，廣州就是全國接收棄嬰最多的城市之一，每年達三四百個。如今所謂的“棄嬰潮”，實際只是以往問題的顯性化，從分散全市到集中于“島”這一點上。棄嬰集聚羊城，亦是多種因素所致，與經濟發達、醫療資源集中、風氣開放、流動人口多等有關，可以說，廣州這個小小的棄嬰島，承載的遠遠不止這座城市的棄嬰。就決策層面而言，在資源配置上，必須考慮廣州試點的特殊性而有所傾斜側重。
對廣州的棄嬰島現象，既不必大驚小怪，更要慎言“叫停”。畢竟，在道德法理與生命救助面前，任何爭論都不可忽視對生命的敬畏。開放棄嬰島，在我國剛剛起步，而類似的社會救助，在歐洲許多國家已存在數百年，但至今仍爭議不斷。說白了，棄嬰島本身是社會矛盾的產物，只要無法杜絕棄嬰現象，這個“島”就有存在的合理性。當下最迫切的是應探尋棄嬰背后的深層原因，強化制度的補缺和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