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保安,靠體力、勤勞吃飯,但多少缺乏應有的尊重,農村來的和南京本地的保安,工作心態也不一樣。”整潔的保安制服、得體的言談舉止,記者面前的陳建10多年前來自宿遷市宿城區揚鎮毛集村,現為南京市聚福園小區門崗保安。
今年春節過后,物業公司讓他在小區門口貼的一張告示,讓陳建心中很不是滋味。“說節后正是農民工返程高峰,讓業主注意防盜。”陳建感慨,小小的告示,其實透露了外界對農民工的無形歧視。陳建的生活基本上是從宿舍到崗位“兩點一線”,在小區門口注意治安、幫業主開門、登記外來人員等,白天和黑夜當班都是12小時,休息日一般就是睡大覺,對外面世界的繁華熱鬧也沒多少機會體驗。一年只有5天年假,每年通過挪班加上假期,陳建才能和老婆孩子見七八次面,團聚的時間總共一個多月。
來自邳州的“90后”農民工王闖,4年多前從南京工程高等職業學校中專畢業后,留在江寧一家機械廠當了一名裝配工,如今每月拿到手的工資至少4000多元,每天工作是8小時,有雙休。按理說,這些待遇算不錯了,但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高房價讓他意識到,希望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談何容易?他不能指望靠父母種地的收入幫自己在南京買房。“除了房租和生活費,一般每月存不到2000元,總是覺得手頭緊,無法在這個城市立足。”
還讓王闖感到尷尬的是,自己在城市總缺乏歸屬感。“平時的交際圈主要就是同事、同學和老鄉,感覺跟不上城市的節奏,也融不進去。在南京成家立業?想都不敢想啊。”他打算,實在沒辦法的話,只好回老家找工作。
南京市協作者社區發展中心首席統籌李真,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實際推動者。她曾找過南京一家大型圖書館,希望該館給他們創辦的流動圖書館增加書籍。“怎么保證借出去的書都能按時歸還呢?”圖書館負責人的一句話,讓李真真切感受到部分城市人對農民工的偏見。而事實上,流動圖書館還從未發生過借書不還的現象。農民工乘地鐵不敢落座、一些公廁禁止外來民工入內、有些學校甚至要求農民工子女入學測智商……李真認為,一些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對此應進行反思。
年輕一代的打工者,大多數從學校出來后即進城,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與城里人趨同,即便有一些人一時做得不好,也完全應該得到更友好、更寬容的對待。從國家到地方政府,出臺了很多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但具體細化到農民工個體,無形的歧視還是客觀存在。
“老一輩農民工擔心的是,在城里賺不到錢,新生代農民工除了希望獲得更多收入,更看重自身在城市能得到公平、尊重的對待。”省人社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曹炳泰表示。無形的歧視,心頭揮之不去的壓力,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滿意度。記者了解到,我省曾在2008年和2010年對3200位新生代農民工做過跟蹤調查,發現其城市滿意度為47.9%,較第一代農民工下降8.6個百分點;而不滿意度由原來的9.2%上升到14%。
怎樣才能讓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有關人士認為,關鍵要打開兩扇門——城市人的“心門”和制度之門。近年來,破除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之門相繼打開,但開啟心門還需要一個過程。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企業一線操作工70%以上來自農村。”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鄒農儉認為,“但農民工在城市的處境卻很‘尷尬’——在城市造的房子,與自己無關;建好了地鐵,乘坐時卻遭遇冷眼。這些都讓他們感到自己身居社會底層,種種因素夾雜在一起,導致新生代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引發其心態扭曲,甚至成為社會隱患。對此,不能等到出了問題才去解決。”
新生代農民工徘徊在城市邊緣,究其原因,城市戶口、住房、醫療保障、職業發展等依然遙遠,成為他們真正融入城市的制約。目前,我省穩定就業農民工人數為1000萬人,然而參加養老、工傷、醫療保險的分別只有437.28萬人、541.4萬人和451.86萬人。從全國范圍看,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五險一金參加比重均不超過30%。
“破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關鍵還是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樣獲得同城待遇,降低他們實現‘城市夢’的門檻和成本。”鄒農儉認為,對于農民工而言,消除心靈上的隔閡并融入都市,需要城市居民的真心尊重,更關鍵的是,要在城市化進程中,盡快從制度上使城市的公共產品與資源,尤其是在孩子就學、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上加以覆蓋,讓他們看到融入城市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