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板戲《紅燈記》里,鐵路工人李玉和夸獎女兒李鐵梅的一句唱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文革”以來家喻戶曉。近日,見到某報有文章,《請別再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作者說身為窮人的孩子,他覺得該唱詞自欺欺人:“在討論城鄉(xiāng)孩子的差距時,作為占盡了教育資源的城市人,應(yīng)該做的不是用這句話來搪塞農(nóng)村學生,而是從言行上給予農(nóng)村學生正常、公平的對待。”雖說現(xiàn)在窮人的孩子也未必像李鐵梅那樣“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她”,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總是一句好話。好話都不愿別人講,是否有點太敏感?
那篇文章講的是農(nóng)村孩子進城后的融入問題。其實,太陽底下無新事,成長和融入是古今中外的永恒大難題,但也是無數(shù)人走出了經(jīng)驗的常見難題。美國小說有個大類,人稱“移民小說”,就是本人或祖先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描寫自身或自己家族融入美國社會的故事。美國人流動性大,就是美國人自己,也有融入的問題。寫了描述中國農(nóng)民生活的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并因此獲得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2012年是她誕辰120周年),就遇到過這一困難。她的應(yīng)對,頗具借鑒之處。
賽珍珠雖是美國出生,但隨即被母親帶回中國。她父親是傳教士;母親則忙于救濟妓女等慈善工作。賽珍珠是中國保姆帶大的,而且整天跟中國孩子一起玩,她是先會講漢語,再會講英語。19歲回美國讀大學,她那些倫道夫-梅肯女子學院的同學,都是南方好人家的女兒。而賽珍珠穿著中國裁縫按美國雜志廣告趕制的土布衣服,雖說式樣也有點像,但脖頸處仍是當時中國女裝不露皮膚的高領(lǐng)子,在美國顯得怪怪的。女生們紛紛來她的寢室看東洋景。賽珍珠當然不可能勸全校女生不要這樣或不要那樣,她只能如孔老夫子講的“君子求諸己”。先是在親戚家里,她踩著縫紉機自己改制衣服。然后吸收同學們的習慣用語,包括學校所在地弗吉尼亞州的發(fā)音。賽珍珠回憶說:到第一學年結(jié)束,她和其他女生在外表上已經(jīng)沒區(qū)別了。在二年級,她就被邀請加入條件最嚴的姊妹會(sorority,美國大學里成員住在一起的小型學生團體)。
當然,融入過程并不像賽珍珠在一、二年級想的那么簡單。四年級的時候,她本來有機會擔任學生會主席。當同學問她誰會選上時,她直率地說“我想我應(yīng)該會”。這一不謙虛,讓賽珍珠落選。一百年前的美國,對女性的要求,倒是離當時的中國更近,離現(xiàn)在的美國很遠。賽珍珠先是換器物;接著換語言;最后最難的還要換腦筋,要整套地學會淑女們的行事規(guī)則。
不過,這一敗選也表明,融入并不等于喪失自我,賽珍珠性格仍在。她在美國讀書期間的融入,并不是簡單地順從環(huán)境,不情不愿地委屈自己。她是在保持本分的前提下,主動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自我,擴大性格展現(xiàn)空間。畢業(yè)后回到中國,她既能跟來華的美國學者打交道;也能像中國人那樣,一邊嗑瓜子,一邊跟大媽大嬸街上閑聊。再回到美國,她又能用美國人的習慣語句,為中國的抗戰(zhàn)呼吁。新的自我使她理解美國人,保持本分使她親近中國人,從而成為中美兩大民族間令人感念的文化橋梁。
學生時代的賽珍珠雖然又窮又怪,作為女性,天性上應(yīng)該比較善于與人諧調(diào)。人類社會幾百萬年前就跟黑猩猩社會一樣,是女性要走出父母的族群,融入新的族群尋找配偶。女性的融入能力天生強一些。但賽珍珠并不羞于表現(xiàn)她的中國一面,比如她就是喜歡穿寬松衣服,不愛穿美國女子的緊身胸衣。她要去基督教女青年聯(lián)誼大會發(fā)言時,同學們特地送了兩套胸衣給她。這說明賽珍珠有一種內(nèi)在的自信。自信來源之一,應(yīng)該是她有宗教信仰,生活有目的,從而意志相對堅定。另外,她幼年在中國跟著舊學人讀過孔孟之書。前輩儒家那種“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的淡定,大概也起了作用。
窮人的孩子要早早當起自己的家。要別人如何如何的話,說說無妨;但真正能夠幫助自己的,還是自我努力。即使不是女性,基因里融入趨勢弱一些,也可以讀讀《論語》等古籍。古人的生活,遠比現(xiàn)在艱難,他們不會留給你嗲溜溜的教誨,什么感情被傷害之類。對古人的道德規(guī)范擇善從之,心理上就不那么容易受到他人風評之影響。一旦有了這種內(nèi)在的自信,就能以開放的態(tài)度調(diào)整自己,既融入?yún)s又不喪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