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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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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豪富邦酒店“浴巾擦完馬桶擦茶杯”一事，最近被媒體曝光，引起軒然大波。此事有關方面處理神速，也許不日就成為舊聞。但是，留下的問題仍然在那里，并不會因為這一事件得到迅速處理而過去。
首先，此事讓公眾震驚甚至恐慌的并非這一家酒店的問題。許多人懷疑這是整個行業的一個縮影。當然，并沒有人提出系統的證據，但人們難免根據各自的經驗和常識浮想聯翩。
下一個問題，則是被公眾所忽視的，雖然許多事情就發生在身邊。這個事件真是那么極端嗎？我聽說有些城鎮居民抱怨：家里請了保姆，結果干活兒時擦地和擦桌子的布不分。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這難道是新鮮事嗎？
在我看來，這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高度城市化進程中典型的城鄉磨合的問題。高速城市化，使大量農民工涌進城市。我2011年夏天回北京，頭兩星期走遍附近的服務設施，包括許多相當高檔的場所，居然沒有碰到一個北京人。后來到了所住的飯店前臺好奇地問：“你們這里有北京人嗎？”小姐笑容可掬地答道：“有的，有的。不過她正好現在不在班上。”我也就姑且信其有了。
外地人承擔了北京關鍵性的服務，也改變了城市的服務質量。在八十年代，北京服務態度之差是有名的。隨便買個東西，都難免忍受服務員的惡聲惡氣。如今換了外地人，服務實在殷勤多了，在北京逛商店，也比三十年前舒服多了。
不過，大量的外地人，有許多來自非常偏遠的窮困鄉村。生活習慣和城市有天壤之別。那些擦桌子和擦地的布不分、“屢教不改”的保姆，大概也是如此。當然，還有不少這樣的外地人最終在城市落戶了，帶來了家鄉的習慣。比如，他們搬進公寓樓，吃完飯把剩飯隨手往陽臺外面一扔，讓樓下的鄰居叫苦不迭。
其實，這也不是什么中國特別的國情。比如在日本，我2000年前后還看到這樣的都市景觀：一位西裝革履的公司職員，居然當街轉身就小便。都說日本干凈，講禮貌過分，但這種事情當時還經常能見到。往好處想，人家沒準兒也是在高速城市化中進城的農村青年。在家鄉地頭小便大概不算什么不文明吧？還記得一位美國漢學家寫過篇文章：他當年在臺灣乘飛機，剛剛坐下，一雙泥巴腳就踹在自己腦后。回頭一看，原來是個農民模樣的人，落座后就旁若無人地把腳蹺到前座上方。這位老美本能地大怒：怎么可以這么粗野？!但他畢竟是非常敏感的歷史學家。轉念一想：這也許是農民第一次坐飛機吧？如今農民也能坐飛機了。多么大的進步呀！
凡此種種，并不是想為落后愚昧的行為辯護。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落后愚昧的行為，是社會環境所塑造的。這種社會環境，比如城鄉隔離等等，本來就強烈地歧視農民，使他們成為受害者。如今他們終于有機會進城了。但過去社會對他們的歧視，造就了他們特有的行為模式。現在的社會，也似乎不愿意為此負責任。
應該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從國家到社會都對農民嚴重失職。改革開放后，并沒有太多政策對這些占人口大多數的受害者進行補償，而是把他們當做廉價勞工，當做經濟競爭的“比較優勢”。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對這些為中國經濟起飛立下首功的人，并沒有提供必要的服務。
國際上許多專家指出，中國的農民工進城，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移民”，卷入的人口數量可達數億，并且在未來幾十年仍將繼續。如此創紀錄的人口運動，對既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是個嚴峻的挑戰。為了順利完成這一巨大的轉型，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必須對這些移民提供必要的服務。我過去幾年一再呼吁：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的重點，不是建設什么一流大學，而是為數億進城的農民提供便利、廉價的教育機會，把這些還不太理解城市生活和現代工業的移民轉化為訓練有素的產業技術工人。否則，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難以維持長久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