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對于穩定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巨大。一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對應上千萬的農業轉移人口和數萬億元的投資需求,對于擴大消費和投資,拉動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意義巨大。但是,社會上有一種擔心,認為中央針城鎮化單獨列出,重點推進,可能會導致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聯合房地產商大搞“圈地運動”,形成城市化大躍進。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在接受中國網記者采訪時表示,農村耕地的圈地是一個好事,土地圈地不可能導致兩極分化。現在和農業社會是有區別的,農業社會的人口在城里就業率很低,如果家里沒有地的話,確實會兩極分化。但現在給一個人100畝地種糧食,一畝地種糧食頂多200塊錢,種100畝地就2萬塊錢,種地收入這么低,不會兩極分化。時代在變化,把一百多年前的事兒往城鎮化上扯,是不對的。
周天勇分析,地方在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地方政府會不會只做表面文章,包括在城市的基礎設施、樓房、占地等項目上;第二,會不會導致土地財政。賣地是很惡劣的,地方政府低價從農民手里把地拿過來,又把房價提這么高,這就是土地財政。如果地方政府不關注農民進城后的就業、居住、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問題,城鎮化可能就流于表面了。一定要通過體制改革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相應的體制改革,僅僅在現在的體制下很容易出現這兩個問題。
周天勇表示,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要擺正位置。城鎮化過程中有兩個關系,一個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第二是如何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要處理這兩個關系,關鍵在于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主要是拿地搞建設為主,還是調動社會的積極性、社會的資源、社會的資金來推動城鎮化。政府第一需要調動社會的積極性,用各種辦法來解決城鎮化問題;第二就是要調動市場的作用,用經濟的辦法和市場的辦法來解決。政府干預越多,市場的作用就越少,而社會的積極性就越沒有調動起來。
周天勇強調,在推進城鎮化的同時,需要有推進城鎮化的體制改革和政策的方案。如果沒有配套方案,就業、居住、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問題都無法獲得解決,推進城鎮化也就會遇到很大阻力,可能會成為“城市化大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