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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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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到2012年，綿陽市三臺縣新魯鎮石碑村農婦杜秀蓉先后賣掉了自己親生的三女一男。今年1月，被警方以拐賣兒童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在她看來，自己并沒有做錯，“別人不能生娃娃，我能，他們想要娃娃，我送，這是好心。”她總結道：上等人賠錢嫁女，中等人將錢嫁女，下等人賣兒賣女。(5月29日《成都商報》)
無論法律還是倫理，將孩子作為商品、贈品都是不被允許、甚至深惡痛絕的，但在現代中國，出賣孩子、代孕牟利的案例彼伏此起，好似從來就不曾遠去。和前段時間央視曝光的北京地下代孕產業鏈相比，四川的這位“母親”帶給社會更深的心靈沖擊。站在制高點對這個女人進行道義審判，解不了社會倫理的渴，也無助于這個女人的價值重構。
把代孕當工作也好，把“送”孩子當“好心”也罷，主體的身份基本上是農民，而其背后所遵循的所謂的權利邏輯無外乎“各取所需”，而“利己利人”也常被作為其津津樂道的價值正當。在這個維度，外人還真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何況還有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容反駁，譬如命運不公、家境貧苦、走投無路等等。
甚至還有網友幫著補充表示，和計生政策的強制流產相比，即便生出來賣了也至少讓孩子存活了下來，而且很可能在一個富裕的人家生活得更好。這是一種可怕的心態，卻也是一種嚴峻而客觀的農村生態。說其可怕，不是因為一位代孕的婦女會給社會造成多大的直接損失或危機，而是這種“人倫無底線”的蔓延會縱容多少特權、滋生多少道德滑坡難以估量。
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很多農民會迅速搖身一變成為市民，而且那一部分代孕、賣子的人家還更可能因為提前致富而優先城鎮化。很難想象，這樣的價值觀混跡城市，會沖淡多少城鎮精神的正能量，一如當年的“笑貧不笑娼”從東南沿海“忽如一夜春風來”般席卷內地的山村里巷。我們的城鎮化缺乏這樣的設計與風險預估。
其實，中國式城鎮化隱藏在農民身上的風險——或者說盲區還遠不止這些，近來媒體屢有曝光的“霸道的村支書”現象便是中國城鎮化的一大頑疾。之所以越來越多的丑陋村干部形象進入輿論的視野，并非這些村干部最近才開始“作惡”，而是與互聯網的發展關系密切，特別是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興起，基層干部、校長等曾經在當地不可一世的顯赫人物密集中槍，且趨勢并未消減。
不能說，曝光了丑陋就立馬能換來美好，但宏偉的擔當要敢于直面所有改革的盲區與險灘，惟其如此方能避免更大的禍患。如何讓為數眾多的中國農民的身體與精神一起“進城”，如何將城鎮化的“數量”級與“質量”級兼顧，這是個時代課題，也是“中國夢”的必答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