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農村要發展，首先要解決的是落后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制約，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曾經制造了輝煌成就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日益成為了制約發展的桎梏，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理念應運而生，再輔以工業化，規劃已經漸具雛形，將成為推動中國夢實現的重要載體
新型城鎮化與城市病
為什么新任領導集體如此看重新型城鎮化？只有搞清楚城鎮化對中國下一個30年乃至更長時間內的重要戰略意義，我們才能搞明白這個問題，然后我們就會感慨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繼往開來之“戰略儲備式”發展空間。這個結論有點夸張？那筆者就把自己的理解詳細闡述一下。
30年改革始于農村，輝煌于城市化，疲態已現
談及改革開放，我們首先就會想到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進而以星星之火掀起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燎原之勢，以糧食生產為“標桿”的農民收入開始大幅增加，千年的溫飽之夢就此開始逐步解決了，我們經常會將此歸結為“生產關系的轉變釋放了勞動生產力”，但是，在接下來的三十年時間里，雖然有著一些持續的改革，但是農村的基本情況保持了30多年未有改變，除了個別地方受益于城市化而改變了傳統農民的生活生產方式，對農村來說，最大的發展方式就是“種地”和充當“農民工”，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經過短暫時期的縮小后，呈現快速拉大的趨勢。
反觀城市，改革開放之初，因為固有體制和落后工業基礎的制約，前期只能看著各種媒體充斥著“萬元戶”的報道，自己依然走在老路上，但是很快，改革的春風進城了，在引入外資和鼓勵發展民營經濟的推動下，本就有優勢資源（政策、財政、交通等）的城市潛力被激活，尤其是經歷了國企痛苦的轉型期之后，中國駛入了城市化的快車道，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經濟總量也躍居世界第二位，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充當了“雇傭軍”的角色，通俗一點講就是提供“農民工”或者稱之為“進城務工人員”。
但是凡事過猶不及，伴隨著高速的城市化進程，暴露出來的城市病問題成了抑制中國保持增速的制約：大規模的候鳥式勞工遷徙造成兒童的留守和夫妻的分居，社會問題日益增多，而效率也在下降；高企的城市房價讓“房奴”遍地，嚴重的抑制了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急劇膨脹的城市導致空氣、淡水、食品安全等問題層出不窮；城鄉巨大差異導致資源進一步集中，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持續傾斜；城市成本的大幅上升，讓中國經濟“低廉勞動力價格”這一相對競爭優勢正在慢慢消失……
隨著城市發展遭遇“天花板”而顯露出疲態，要實現“中國夢”，亟需找到一個新的增長空間以打開下一個三十年的“增長窗口”。
短暫落伍的農村是問題更是機遇，保持高速不是夢
現在，中國已經找到了下一個增長的窗口：農村。筆者曾經在之前的博文《全國城鎮化會議“難產” 審慎中蓄力新30年》中曾經提及過，農村是中國發展的“戰略縱深”，只要我們能夠拉動農村迎頭趕上，縮小城鄉差距，中國就能夠做到當城市發展遭遇國際經驗上所謂的“中產陷阱”之后，避免重蹈日本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覆轍，從而踏上下一個騰飛的30年。
而現在農村要發展，首先要解決的還是落后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制約問題，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曾經制造了輝煌成就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也成為了制約農村發展的桎梏，要打破這個制約因素，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理念應運而生，再輔以工業化，農村騰飛的規劃已經漸具雛形，成為了推動中國夢實現的重要載體之一。
之所以說“農村好中國就好”，除了我們經常習慣性提及的中國擁有八億（筆者注：目前實際上少于此數字）農民涉及到社會的穩定之外，農村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拉動（如內需）將是巨大的：集約化是開展城鎮化的基本理念，首先，土地集約化有利于降低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土地制約；其次，農業生產集約化能夠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解放勞動力，最大化“人口紅利”的存續期，提升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再次，集約化居住讓“下探式”產業轉移成為可能，有利于承接城市結構轉型過程中的轉移的產業，實現就近設廠的目標，同時也減少了“務工候鳥”，提升了社會穩定因素；第四、集約化的生產和居住有利于降低公共服務的成本，提升公共服務的配套水平，如教育、醫療等，縮小城鄉差距，而這反過來又增加了農村的吸引力，形成城鄉平衡的良性基礎；第五、集約化的社區在合理的半徑內有了更多的人口，讓服務業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符合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方向，同時這也是擴大就業和內需的重要途徑；最后，就是眼下大多數人都看到并關注的機會，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伴隨的巨大投資和建設機會，而這對于緩解城市增長壓力有著非常明確的拉動效應，從而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
如果說城鎮化的上述優勢有點枯燥的話，那我們不妨想一下我們的看到的一些現象，或許有利于理解：城市的樓房越來越高、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耕種、春運的搶車票戰爭、最美鄉村教師醫生們的遭遇和留守兒童的悲劇、農村串街走巷的小販與遍及城市角落的超市，等等，都是與上述城鎮化能夠解決的問題一一對應。
城鎮化托起“中國夢”，步子可以大點再大點
筆者再博文《全國城鎮化會議“難產” 審慎中蓄力新30年》也曾經提到過，雖然現在是理論和思想的準備階段，謹慎的全面推進有利于降低政策的“試錯”成本，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坐等時機成熟。再聯系到眼下中國面臨的經濟增長壓力和人口過于集中城市導致的房地產調控壓力，加速在風險可控的范圍內推行城鎮化試點已經成為當下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必需。
對此，我們可以在理論方面準備不成熟的情況下，先確立一定的“不可為”范圍，如：不改變農村土地所有制屬性、不強行推進拆遷等，并對所有試點的規劃進行預審和做好進程監督，根據不同地域特點，如以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落后地區、遠離核心城市地區和城市郊區、資源豐富地區與匱乏地區等作為劃分標準，在全國較大范圍內設立有代表性的城鎮化改革試點，提升樣本覆蓋率以應對城鎮化缺乏實際經驗的問題，在實際進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以實踐經驗加速理論的形成和推動思想的統一。
城鎮化將注定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只要遵守“發展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中國為自己掙得下一個30年的高速發展空間并非癡人說夢，就如我們在過去的30年取得難以令人置信的發展成果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