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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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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這兩天北京開始嚴罰“中國式過馬路”,媒體對這一現象的討論又在增多,為此,《人民日報》記者還專門采訪了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這位所長對記者義正辭嚴地說,“闖紅燈就是違法,不應有任何借口”(4月11日《人民日報》)。
看到這樣的報道真的讓人哭笑不得,本來是連幼兒園小朋友都該懂的道理,卻在社會范圍內熱議,真的有點滑稽。但是沒有辦法,這就是當前中國的現狀。雖然這個事情從邏輯上講不通,但是我們可以求助黑格爾那句萬能的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國的事情永遠都有中國自身的邏輯,任何一種社會病的表象背后都深藏著社會心理病。
很多人違反了交通法,不但不以為恥,還振振有詞地向交警和協管員叫板,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很多,有一種原因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可能是弱勢心理在作怪。這種弱勢心理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交通行為中,行人與機動車相比,行人是弱勢,機動車理應禮讓行人,很多人認為交通執法只要管好機動車就可以了,行人違法不是什么大事,交通執法向行人開刀是小題大做,甚至一些媒體也持此種觀點。事實上,城市的交通系統如同生態鏈,每一個交通參與者都是生態鏈上不可缺少的環節,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導致整個生態鏈的全面瓦解,行人違法絕非小事。
弱勢心理另一方面的表現就比較復雜,不僅僅是簡單的交通問題了。記得有一個在網上流傳很廣的視頻,視頻上一位大姐因為電動車被扣,追著執法交警吐痰,一邊吐還一邊大喊“我是農民,我是農民”。視頻中這位大姐對自己違法行為的辯解始終只有這一句,不知道交通違法與是否是農民有什么關系,但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我是弱勢群體,交警應該對我的違法行為網開一面。這樣的思維其實是很普遍的,北京著名交警孟昆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執勤的路口闖紅燈的行人大致可分為老人、學生、外省進京務工人員三類,對他們罰款,孟昆玉認為很難。老人和學生當然是需要受到社會呵護的群體,外省進京務工人員大概也和視頻中的大姐有同樣的心理。
弱勢群體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地有交通違法的“特權”,所以交警執法時會遇到他們的激烈反抗,這也就是為什么孟昆玉認為這種執法很難的原因。正因為這種執法難,很多交警不愿意去碰,結果導致行人交通違法成為慣性,說“中國式過馬路”是執法慣出來的毛病也不為過。
弱勢群體認為自己有違法的“特權”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所謂的社會公平從來都是承認差異后才有的公平,而不是絕對的“公平”,公平就是要向那些弱者傾斜,給他們“補齊”,這樣的社會才公平,這也就是為什么國家和社會會制定很多向弱勢群體傾斜的法律和政策。但是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社會的公平,要靠國家的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來實現,而不是倚弱賣弱地撒嬌,不是突破法律的遷就,更不是利益上的虧欠通過違法來找齊,這樣只會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加叢林化,而不是更加文明。
無論是強勢群體的特權意識,還是弱勢群體的特權意識,其本質都是以自身的特殊性作為武器超越現有的規則。但我們要知道一個社會為什么要有規則,規則是盾牌,無論強勢還是弱勢都能受到規則的平等保護,失去了規則每個人都會暴露在他人的傷害面前。我們說當前的中國急需建立規則意識,這句話的潛臺詞是當前的中國,無論是強勢群體還是弱勢群體,都在通過或明或暗,或淺或顯,或以錢權收買,或以爭吵鬧事的手段來挑戰和沖擊規則,規則一方面在捍衛著社會公平與秩序的底線,一方面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事實上是一種可怕的危機,它威脅到了每個人的生存,威脅到了一個民族的精神。
所以從這種角度講,如果我們通過對“中國式過馬路”的討論,能夠達至社會規則意識的層面,達至對每個人權利和自由捍衛的層面,那么,“紅燈停,綠燈行”,這個淺顯的道理被小題大做的熱議,就不會顯得滑稽,而會變成一個沉重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