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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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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戶籍部門避重就輕的回應，還是當事人的自我辯解，都沒有阻止輿論逼近真相：1月22日消息，陜西神木“房姐”的戶口增至四個，除之前爆出的兩個外，還有兩個戶名為龔愛愛的戶口分別落在北京市朝陽區奧運村派出所和陜西省神木縣大柳塔派出所。
在之前“兩個戶口本”的新聞背景之下，神木警方曾回應稱，2007年3月，龔愛愛戶口由山西省臨縣遷入陜西省神木縣。按照臨縣公安局克虎派出所提供的情況說明稱，龔仙霞與龔愛愛應為同一人，系克虎派出所民警在戶口錄入時工作疏忽造成的。
這個燙手的山芋被神木轉手一扔，卻牽扯出更多的戶籍亂象。現在,“房姐”的戶口已由兩個增至四個，不但“工作疏忽”的理由成為了笑柄，更多地方、更大范圍的問題也漸漸浮出水面。
不得不長嘆一聲，“房氏家族”威武！“房姐”和正在調查中的“房妹”事件主角翟振鋒一樣，都是出自手握資源的部門(一為錢，一為房)，都是多個身份、多處房產，一樣在公職之外還有自己的生意，一樣面對權力變現、權力自肥的嫌疑。最重要的是，他們都能輕松操弄現有制度和規則，通過戶籍造假四兩撥千斤轉移消化公共資源。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是該驚嘆“房氏家族”騰挪的手段了得，還是該驚嘆戶籍制度鶉衣百結的管理現狀？
作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基礎性支撐，作為醫療、養老、住房福利的分配依據，甚至作為治安管理、抓捕通緝的重要手段，戶籍制度多少年來在改革的聲浪中巋然不動，并顯示出了巨大的制度剛性。因為它的存在，多少年輕人必須返回戶籍所在地高考，多少老年人必須在戶籍所在地看病才能享受醫保，多少小夫妻為了一張準生證跑斷了腿……即便老百姓為維護其權威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卻也不能阻擋它對權力“服軟”和“網開一面”。“房氏家族”的發跡史和百姓生態互相參照，我們看到了號稱最嚴格的中國戶籍管理的兩面性：在蘭考大火中七個罹難的孩子面前，它是剛性的——— 他們因為不能落戶而失去合法身份；在“房姐”、“房妹”面前，它是彈性的——— 她們或他們可以隨時變造身份轉移或隱藏財富。給普通人增添麻煩，給特權提供便利，這樣的社會規則不但在自證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使“規則”和“制度”本身失去社會公信，讓更多的社會成員選擇相信和服從“潛規則”。
雖然其存在的合法性屢遭質疑，但戶籍對現有制度體系仍有底線意義。它被特權操弄，可以引出更多讓人憂心卻十分合理的推論。
一則，戶籍尚且如此，依附于其上的醫療、教育、養老權益也會存在這樣的問題——— 為普通人設障，為特權讓行。而在總體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后者與前者也會互為因果；二則，處于中國官場末端的處級干部甚至科級干部都能如此輕松的戶籍造假，波瀾不興穿梭于各個身份之間，更大的權力要搞定制度該會有多么輕松。那些被輿論圍追堵截卻始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是誰，他們如何在體制上攀附結痂？“房姐”、“房妹”事件讓我們得窺一斑。
如同過往的“房叔”、“房嬸”、“房妹”一樣，“房姐”的調查雖然緩慢，卻也在推進。對于單個事件而言，公共輿論的高壓之下，真相不遠。但對于制度管理的普遍性弊端而言，社會改革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