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19日
星期二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李津逵：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中國的城市化按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達60%，越過70%并完成快速階段估計十年左右的事情。國家從各種“加快發展”的話語轉向了“高質量發展”，說明在四十年追求“馬快”之后開始關注“車好”，這給城市規劃建設管理行業提出了新要求。與此同時，中國這輛車要駛向何處，中華民族為什么要復興，依然需要明確的回答。
宋先生對于中國城市學科做出過重要貢獻，正是他將芒福德的著作系統地譯介到漢語世界，如《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城市文化》、《劉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等都是宋先生和倪文彥、李翔寧、周鳴浩、宋一然等先生耗費多年間寶貴的心血譯就的。捧讀這些著作，猶其是括號中為方便中文讀者了解英美文學背景所做的那些譯者注，令我不僅領略了什么是“信達雅“，更感受到一種文明傳播的使者的責任心。我讀《城市發展史》，前后斷續用了十年，常常感慨譯者付出的是多么大的心力。特別是書中以優美的文學性的語言表達出的精辟見解，令我感受到芒福德對人類文明的大愛，感受到宋先生和各位譯者對城市深深關切。
城市史就是文明史，城市學應當回答文明走向這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但一直以來的城市學關注各科專門之“術”有余，關心城市發展方向的“道”則嚴重不足。“高速城鎮化進程已經過半，城市基礎理論尚不健全，不容再找理由逃避”。宋先生這一部新作可以說就是一部發憤之作的城市論道。
1 為城市進化大聲疾呼
“城市學的學科根本任務是要解答文明人類的由來和去向這一根本問題”。所以城市學是文明史、文明學。宋先生從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城市，或者說是從城市史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史，大聲發問生命的意義，將城市學定位在文明進化的高度。
1.1 生物進化塑造體態，文化進化塑造心靈
宋先生指出“許多學科大都忽略對城市根本問題的思考”，因此在空間時間的三維之外提出“城市空間第五維度是空間主體性，這是城市最高最有價值的核心內容”。他大膽地主張“（城市）地點總是首先具備磁體功能，而后才具備容器功能”。并且批評現實中的城市建設舍本逐末，“實際生活中，城鎮包括園林，佳作不多，妙品更少”。由于審美已經成了絕癥，所以“看不見問題是最大的問題”，“無知不是過失，無知而有權就非常危險了”。
1.2 城市學屬于人文學科
宋先生認為“盡管城市學具有突出的學科貫通和綜合色彩，卻明顯的屬于人文學科。是人類需求、行為、情感、道德、理性、價值形態為研究對象的知識”。他深切地痛感人文學科的長期嚴重落伍，使得城市學因為缺少人文關懷而平庸化。“如果我們只注重城墻內那幾團永久性建筑，那么我們還根本沒有涉及城市的本質問題”。顯然，我國人文學科落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多數人文學者僅僅是單語人才，不借助譯著無法了解國際上城市學的研究成果。而宋先生學貫中西，對于譯著的情況了解透徹，他讓我們知道“翻譯作品不少，很少名著。許多名著丟失在翻譯出版過程中”。如《不列顛百科全書》也將garden city翻譯成”花園城市”，將人文主義簡化為以人為本。他說讀了眾多城市學專著見不到戈登·柴爾德關于“城市革命”的重要觀點。而英語的“文化”一詞包含了哺育、培養基的概念，我們自然就更讀不出來了。
1.3 城市代表和傳承民族文化
宋先生引用芒翁的話，名都大邑，如巴比倫、雅典、巴格達、北京、巴黎、倫敦都曾經成功主導過各自國家民族歷史，那么首先是因為這些大都城始終能夠成功的代表各自的民族歷史文化，并將其絕大部分流傳后世。“城市的最高產品，還是優良的人格”。熟悉宋先生的人一定會有一個共識， 那就是宋先生本人就是北京這座文化古城的“最高的產品”。他祖籍江南，成長在北京，那接人待物的風度、討論問題的感覺、對待文化的態度，在在都顯示出這座文化名城所特有的風范，讓人不僅如沐春風而且會聯想到原來正宗的北京作派這么美好。
他提煉了芒翁關于“文明=文化+隱性文明”的觀點，所謂的隱形文明是沒有形諸文字的人民心態、思維特征。指出今天包括城市構造的物質文明大多已徹底脫離了《周禮·考工記》規定的傳統樣式走向西化，最難改變的倒是心態、情感、思維、民族情緒、仇富心理、仇外心理，這種觀點對于理解不同城市的文化非常有啟發。
1.4 城鎮化是人類從野性走向人性的文明歷程
宋先生特別強調城市的教化功能。“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這句話簡直就是宋先生自己的寫照。他引用眾多歷史名人的記行，說明城市環境中人類交往和對話，使人們互相親近，具備了溫和的舉止，具有了人性與正義。
《雅典憲章》對于城市功能的界定僅限于居住、工作、交通、休憩。宋先生認為城市的功能包括三個層次。基礎功能：承載、包容、養育；本體功能：居住生活、工作就業、交通通信、休閑娛樂；潛在功能：儲存文化、流傳文化、創新文化、教育人民、提高人類素養。他說“假若人類從一開始就追求溫飽舒適，那就根本不會從猿進化到人。類人猿靈長物能進化為人，是因為他始終要追求生命的意義”。為此他深入探討人類文明史中對生命意義的追求歷程，例如他轉述蘆笛關于基督教的觀點：“一部《舊約》除了展示耶和華的邪惡與可怖，無一字涉及愛。耶穌的偉大貢獻就在于給這邪教一個爆炸性的顛覆性的內容——愛，并由此發明了人道主義。唯有人道主義才是基督教后來對人類做出的最重大貢獻”。宋先生就“兩希文明”評論道：基督教文明不僅為西方文明注入了希臘文明所缺乏的“善”，還為西方文明提供了倫理的剎車。由此產生了社會公正，包括強者的懺悔和左派主張的PC（政治正確）。
1.5 任何徹底的改革首先是價值觀的改革
文明的形成過程，首先發育的是該文明的核心觀念、精神、理念、價值形態。其次是該價值的實施手段和物質依托，再次是相關組織手段和實踐，先有心念后有手段。所以社會的變革也首先是全社會首選物的改變。當今那種不加節制、不要終級目的、追求單一指標的進步概念，可能是當今這非常狹隘世紀中最狹隘的思想概念。
價值包括了：方向（南丁格爾創建護理事業）、原則（諾曼底登陸反法西斯）和取舍（舍生取義）。人生意義這一需求空缺，種種代替物都會來填充：偶像崇拜、拜物、拜金、虛無、吸毒……
那么，什么是價值?“舉凡增益民眾對真善美的認同與追求，遠離淺薄、遠離愚昧、遠離野蠻、遠離殘暴的藝術作品與活動，皆可稱有價值理念”。不同價值理念產生不同時代的文明和城市，如托爾斯泰：“藝術的目的不在于表現美，更在于向人或人類的精神世界施加仁愛的影響”。如美的定義：“凡是能讓我們感到愜意，而不引起占欲的東西，我們稱之為‘美’”
由此將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分類為：禮制城市、宗教城市、技術城市（浮士德城市，一科學家為追求知識和財富與魔鬼談判，把靈魂抵壓給魔鬼。）、生態城市。
1.6 科學技術無法擔當人類向導
千城一面現象發生在20世紀后半葉，就是大工業大技術信息化時代到來之后，各地文化迅速交融。農業革命讓城市誕生于世界，工業革命讓城市主宰世界，信息革命將改變世界。
但是，科學技術儼然如新皇帝登堂入室主宰世界，卻無法擔當人類向導。完全世俗化世界秩序。人類在自身解放的道路上走過了頭。自我膨脹、妄自尊大、人性喪失、自身行為惡魔化。環境污染退化、物種數量和規模銳減。
進入現代社會，“上帝慢慢淡出視野，人類如孤兒飄零在宇宙空間。上帝不是他爸，他成了孤兒，他到里去不知道，上帝也不是他的牧者，他可以到處閑逛，成為野孩子。逮什么吃什么，怎么高興就怎么行事，當今人類基本形象恐怕如此，城市危機無非就是這樣景象的體現”。宋先生就是這樣俯視著幾百年來文明的進程。他特別引述了英國女作家瑪利·雪萊1818《弗蘭肯斯坦》“機器巨人”，行為能力超常巨大，卻唯獨缺乏人心情感，缺乏關愛。讓我們了解原來技術雙刃劍的性質早在兩百年前已經有人預見到了。
2 為找回城市價值的發憤之作
這本著作不是官方立項的課題，似乎也沒有得到哪支社科基金的資助，完全是宋先生自己選擇的一次思想探險。
2.1 “自己探索，自擔風險”
例如第三章他提出一個“城市的理論模型”圖，明知以模型表述有機生命是大忌，但是“事出無奈，緊迫局面當前，不這樣做找不到簡便有效的方式展示城市全貌和內在機理。環顧當今局面，不能不勉勵以赴”。我要為宋先生叫好，這是太史公所說的“賢圣發奮所為做也”。科學是一項智力活動，是一項冒險的智力活動，本來就應當是科學家本人選擇做或不做的事情。宋先生在本書第九章第五節專門回顧了三四十年前一段親歷，那是一個城市學理論研究項目，客觀地回顧了一個在國有研究體制下城市理論研究項目流產的過程，在我看來出現這樣的結果這是必然的。城市學用這種集體攻關的方式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相反宋先生現在做的工作是課題組制所無法實現的。而支持宋先生做這種冒險的，是芒翁的精神：喊出真相，準備失敗。
2.2 從親身的觀察思考入手
第三章有一段感人的記敘，作者從所觀察到的鳥、鳥窩、外部環境，提煉出“三疊結構”推論出“環境資源容納能力和供養水平是基礎制約要素”。今天的讀者能想象的到作者當年的觀察環境嗎?能夠想象一個北大西語系高材生為什么會在農場勞動?是什么機緣讓作者發現“以往城市學突破之難，難在缺少一個類似跪俯鳥窩前的宏闊視角來觀察人類城市”，進而了解到，“云雀有特殊習性，迫于生境惡劣不得已為之，過早斷掉雛食，令其盡早自謀生路”?讀到這里，我想起清朝宗室永忠讀《紅樓夢》后寫下的那句“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在宋先生俯身鳥巢的當時我正上小學，很快就將遇到文革停課，過早斷掉了精神的雛食。文革后的教材沒有《物理》、《化學》，而是《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改革開放之后萬幸在77年底考上大學，我的英語是從ABC學起的，學的是《科技英語》而不是以英美文化歷史為背景的《英語》。宋先生說“否認城市第四維度（歷史）讓城市空殼化，讓社會跌入道德虛無主義的深淵”，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理論判斷而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2.3 直面城市文明的前進和倒退
宋先生知道城市史中巨大空白，需要“自己探索，自擔風險”。不想流于平庸，面對文化流失和人類退化的危險簡單地議論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他從城市治理結構入手，通過社會觀察直指問題的核心：為什么奧爾巴尼市在大城市資本集團和現世文化面前堅定地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而中國的首府城市一定是首位城市?為什么北京的幾位工程師、研究員，甚至本地村民，他們退休后希望能夠發揮余熱，但卻沒有途徑，無奈地戲稱自己的狀態是“寄生”?這些是不是與當下城市的治理結構有關系?是不是與這種治理結構下全社會的首選物失當有關系?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回答“城市發展變遷中的前進倒退，萬般史實中埋藏的‘所以然’。這當然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前進，什么是倒退，以及個中因由”。
3 以嚴格邏輯演繹城市理論體系的嘗試
一部開創性的著作，自然會將獨特的學術生命貫穿在全書的邏輯中：
第一章開宗明義從城市科學是人文學科的觀點入手， 經過第二章兩個優良城市案例北京華盛頓，在第三章提出城市的完整概念和理論依據，也就是“三疊結構”和“五維空間”；接下來，第四章以歷史和邏輯雙起點的視角回溯了城市的起源，之后進入第五章城市自身結構，逐一分析城市的形制、要件、結構、類型。在這一章里針對各種學術會議上“各行各業自說自話，概念模糊，語匯淆亂，邏輯不清”，宋先生沿著“結構功能”的角度首先分析城市的結構，再研究功能，但是他做出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城市結構是從形制概念開始。形制不同于形式，是城市生命健康諧調狀態的表征。假如各自為政四分五裂的話，哪怕這座城市擁有其“形式”，在宋先生看來也是沒有形制的。
城鎮要件從生命需求展開研究。“與其清點城市現有的全部家當，不如細數人的基本需求，看看城市如今少了些什么”，這個角度給讀者一個方向性的啟發。方法是將城市的權力、資本、智力、環境和民眾做“五邊形”的歸類，并找到各自的代言人。當然這里宋先生提出國土局、環保局是環境的代言人，可能是理想狀態，這是另外的話題。
城市的結構是將“三疊結構”進一步深化的闡述，并分析三層相互的關系。對于復合結構和下一節“城市的類型”都是破題，給讀者留下一個進一步思考的廣闊空間。
接下來在第六章，城市的運行、功能與屬性，是在運行中探究城市的功能。這一章中提出了“正運行”和“負運行”，并且提出城市運行最高產品是優良人格的觀點，實際上提出了城市發展的正反兩種方向。關于城市功能，突破了經典《雅典憲章》所歸納的城市四種功能。作者提出在這四種“本體功能”之外還有“潛在功能”即儲存文化、流傳文化、創新文化、教育人民、提高人類素養。這就將教科書中相對簡化的城市功能拓展為豐富而鮮明的價值主張，提出了城市應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城市理論上都應具備的必要條件。
第七章是城鎮運行中人文互動機理，這一章讀來應是作者用力最深的部分。作者試圖廓清迷霧、直面現實，就不得不站到城市學實際所處的位置上。當讀者跟隨作者步入城市學的實景中，我們會痛切地感受到作者在寫作這一章時的心情，“自身積累太少，力不從心”。不僅方向和道路迷茫，而且由于語言的障礙，一個雙語學者難以恰當地向漢語世界的讀者表述他心中的概念。他提筆寫到的許多概念，在漢語世界里已經有了明確的解釋，但他覺得需要重新定義；他看到的許多社會現象已經作為理所當然被業界接受，但是從他的角度看則是置長遠于不顧的短期行為。他要重新定義“人”和“人格”，他質疑“從猿到人”的“工具說”，他要區別“文明與文化”兩個不同概念，他多么象手執長矛的最后一位騎士，為了捍衛心中的尊嚴不自量力地挑戰風車。這部著作如同空谷絕響一般在當下的城市學林顯得那么另類，那么不合時宜，但是卻讓我們看到了“雖千萬人吾往矣”，一個挺著腰板的知識分子。
隨著這樣的探索，就象基督文化中每一個人發現自己出生就處在“負起點”一樣，城市學也發現自己要老老實實打地基，還沒有到達正負零，我們還沒有資格說“從零開始”，惶論“真正站起來”呢?
第八章城市問題和大都市膨脹病理初探，以沙里寧和張仲景兩種視角超越了對城市問題的歷來表述，透過病癥看病理，提醒讀者是否已對問題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了?并且直指城市問題隱性的、最難糾正的原因——首府城市與首位城市的高度合一及其映射出的問題。
第九章從城市延伸到城鎮化，在厘清概念之后作者提出鄉紳階層及其社會作用和新時代“鄉紳”對鄉村建設的貢獻，并提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中國城鎮化實踐中遇到的諸多問題中特別提出了城鄉結合部、城中村，并指出影響中國城鎮化的制度因素中，核心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提出未來中國城鎮化的任務，包括轉變哲學思想，改換斗爭哲學為和衷共濟；以“納稅人社會”取代“感恩戴德”社會。而理性城鎮化從啟蒙開始。第十章，從城鎮化回歸到城鄉關系，為什么城鎮化不應排斥村鎮。至此，作者已經基本完成了對于中國城鎮、城鎮化的理論展開，因此在第十一章嘗試提出城鎮質量評估體系的看法，并在第十二章，以城鎮學的理論對當前中國城鎮的一些實際問題例如現行的設市設鎮標準、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等提出看法。
第十三章是全書落腳處——
4 對城市建設者的諄諄寄語
本書是在宋先生給北京大學授課講義基礎上寫作的，從后記中可以看到我的一番不知深淺的話對宋先生決心開設一門城市學基礎課起到了一點作用。講課有對象，著作預設的讀者就是這樣一群當下與未來的城市決策者、建設者、管理者。他們是今天中國城市發展中的底線，本書的寫作便是宋先生的一肚子話要對他們說，而不是單純在做學問。
4.1 城鎮規劃建設的決策者管理者的角色是“替天行道”
“做城鎮工作的人，不可以不懂得你的城鎮究竟有多廣大、多深厚、多豐富、多神奇；以及多么復雜和危險”。“城市要包容不同經濟能力的人”。“城市規劃師、建筑師，當然也包括城鎮的管理者和決策者，必須首先是成熟的公民，理解公民意識，宣揚崇高的理念。公民意識包括：權利意識、契約精神、公平正義，人道主義情懷。自尊、互尊、不違約、求雙贏、講妥協”。
做為一個深圳人，讀來深以為然。蛇口的袁庚、華僑城的馬志民，還有深圳老一輩的市領導們就是一群替天行道的人。他們最寶貴的事功不是哪條道路哪個項目，而是留下了一個公民社會的雛形。
相反，獨克宗古城失火，因為自唐以來積淀而成的熟悉、親睦鄰里、鄉規民約、親愛精誠、互相援助等優良傳統早已隨現代政治洪流和商業濁浪蕩滌干凈。 宋先生非常稱道波特蘭市的“千友會”，他們在“城市交易”中擔任“甲方”角色，而城市經營者則是“乙方”。
4.2 先料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對于專業人士來說，心界就是環境的一部分，沒有良好的心界就沒有好環境。“舉止之所以被稱作urbanitas（拉丁文，都市氣派、文雅謙恭、彬彬有禮等），因為此類舉止唯獨都市里才有”。宋先生就是這樣，先料理好自己的心情，然后以幾十年的辛勤耕耘將芒翁的學說準確系統地介紹到漢語世界。宋先生自己的舉止作派，就是文雅謙恭、彬彬有禮的寫照。
4.3 要先有遠見卓識和堅強魄力的中國式的埃比尼澤·霍華德
書中為讀者列舉了霍氏、格氏、芒翁、金經元和一位日本留學生做為楷模。鼓勵讀者以人生向上的精神去將職業變成志業，將工作變成創作。最后引用文藝復興時偉大思想的話寄語讀者：“你有權墮落，有權沉淪到生命最底層，哪種結局叫做獸性。當然，你也有權聽從自己靈魂的判斷和引領，一路攀升到生命更高層級，在那里獲得重生，這種境界叫做圣潔。”
第十四章，宋先生邀請馬克·佩特爾教授貢獻了一個案例“從波特蘭市的經驗看城鎮學諸原理的實踐”是一方寶貴的他山之石，是宋先生所推薦“千人會”的誕生地。
5 開辟思考與探索的巨大空間
5.1 對北京的評價
宋先生是一位具有典型民國范兒的北京人，象老舍說的：“徐緩的腳步、清脆的語言，溫美的禮貌……”那說的正是宋先生；宋先生又是一位北大精神浸入骨髓的北大人，記得他曾不無奈地說在下放勞動的時候“也學會了說臟話”，當時聽了真是百感交集。在極端生存條件下一個彬彬有禮的北京人被迫地放棄斯文、向著野蠻看齊的無奈。宋先生在書中講到馬校長所說“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并說這是漸行漸遠的北大精神。說到多年后再回北大，回返舊居，常生“物是人非”之感。毫無疑問，比起后來的北京，當年的那一座古城的確還是很優良的。
但是，從書中所列舉的“首府即首位”、“建設伴貪污”、“退休便寄生”的現象，不也正是發生在北京嗎?北京是被后來的城市主體破壞了，還是這座城市本來就深埋著專制大一統的基因，且這基因可能遠遠超出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綿延了數以萬年呢?人類城市史上，北京曾經在最長的時間里擁有最多的人口，但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又有多大呢?
5.2 對文明起源的追溯
宋先生指出古文明發展的兩種推動力，即交換和生產、社會活動和宗教。這兩種推動力的載體可以具體化為商人、工匠和農民、官員、宗教人士。哪一種人是中產階級的產生的基礎呢?我覺得應當是商人。宋先生提出：“以納稅人社會取代感恩戴德社會”，其實商人才是納稅人。
城市有因農而興、因工而興、因商而興，在中國主要是因官而興。近代以來世界城市文明中心的接力，按布羅代爾，從威尼斯到安特衛普、熱那亞、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都是海洋文明的城市，也就是因商而興的城市。其主體人群都是商人，企業家。芒翁：“城市都是大地的產兒，折射出農民征服大地時所表現的勤勞智慧”，“鄉村生活每一方面都對城市的誕生有所貢獻”。在《城市史》講到了克里特城市與兩河流域的不同，講到了雅典短時間創造的文化成就，但似乎沒有強調海洋文明、商人文化對于城市不可替代的貢獻?
從文化起源看城市，本書講到了河姆渡、良渚文化，但沒有涉及咸頭嶺，海洋文化。其實“大小寺廟，小至一兩尺高的神龕。這類構造被完全拆除絕技不過是五六十年內的事兒。”但在嶺南鄉村小鎮，今天依然可以欣喜地看到。中國的海洋文化地帶既保護了傳統，又非常西化，廣州、泉州、深圳是否預示了中國城市的未來呢?
5.3 城市理論中的理想主義傾向
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中提出：承認無知是智慧之源，計劃經濟的失誤在于沒有認識到人類無知。而政府在掌握全民頭腦中知識上是無能為力的，文明不是由某一個頭腦設計的，是通過千百萬人的自由努力發展而來。
霍華德、格迪斯與芒翁的學說中高揚理想的旗幟，非常寶貴。同時他們的思想傳統中是否存在著一定的烏托邦傾向呢?
例如，城市規模與生態文明：霍華德提出有必要限制城市的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芒翁對于紐約1921年的規劃也持反對意見。但是百年之后紐約承載的人口不是簡單地增長而是數量級的提升。真正的生態文明是控制城市人口規模，還是愛德華·格萊澤《城市的勝利》提出的要熱愛自然就應住進城市遠離自然?
再如，城市機理或形制：芒翁只認同兩種城市形制，顯然他不認可郊區化蔓延。但恰恰是在蔓延的舊金山灣區產生了硅谷。
還有，什么制度支持優良城市?
金經元先生認為：“規劃科學最終完善有待于徹底消滅私有制”。從社會主義百年實踐來看，這個判斷是不是依然有著烏托邦色彩呢?如今中國的國企與民企在經濟社會中扮演的各是什么角色?中國經歷過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時代，那個時代規劃科學得到完善了嗎?而宋先生所稱道的“新鄉紳”在公有制下有可能產生嗎?
綜上所述，《城鎮學讀本》既是一部啟蒙書，又是一部激發思辯之書。書如其人，帶著作者的氣質與態度，表達的是作者真誠的信念和勇敢的求索。宋先生用行動證明他所祟尚的理念，當年的他是一個赤子，數十年伏案推敲筆耕不綴為漢語世界盜來了普羅米修斯的火種，成為一位智者，如今他是一位藹然長者，卻象一個小伙子那樣說干就干，到大學生中去講課，著書立說、大聲疾呼，他是在踐行他認定的理想：“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然后作為一個榜樣，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可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誰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
